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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观点周庆生民族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政


编者按

在中国语言学界,周庆生是放眼国际的世界语言政策研究引领者和扎根田野的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开拓者。这使得周庆生先生在多年语言政策规划实践中,拒空谈、无碎语,始终坚持系统思辨、实证求真,真正实现了以学术服务国家,以研究回报社会。

本期大家观点特推出周庆生专辑:民族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政策研究。

分上、中、下三期,和诸君一道,回顾周庆生先生厚积薄发的学术历程,体味历久弥新的学术精华。

“双语教育”是指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实行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这两种语言的教育,是指少数民族语文和主体民族语文相结合的语文教学形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了少数民族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可概括为:1、少数民族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学习只能自觉自愿,不能勉强和强迫。2、应该赞助、扶植少数民族使用并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中部和南部地区,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如果把“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人才”作为民族教育的方针,似乎更符合民族地区的现状与实际。所谓“提高民族素质”,即不但提高文化技术素质,还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提高身体素质。所谓“培养民族人才”,即不但培养能升学的人才,更主要更大量的是培养适合当地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劳动大军,使他们在走上社会之前,能学到劳动致富的一技之长。

根据这种构想,双语教育的目的,就不应该是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而应该面向民族、面向当地、面向现实,使每个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技术和身体素质都得到发展。

中国双语教育的发展与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02:-.

从研究角度来看,西方社会语言学已形成4大分支学科:1)社会方言学,亦称狭义社会语言学。由语言学家创立。主要研究都市居民的话语,注重方言跟社会因素的共变关系,采用定量分析法,创立了语言变异的理论。2)语言社会学。由社会学家创立。擅长研究社会多语现象、双语教育、双语体、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等论题。3)人类语言学,亦称语言人类学。由人类学家创立。早期注重语言与文化的研究,60年代以来在言语民族志和话语分析领域,建树颇多。4)语言社会心理学。由社会心理学家创立。擅长研究语言态度的变体、语言与社会认同、语言与族属和民族语文的活力。

在语用变体、语言变异、义素分析、民俗分类、语言态度、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诸多领域中,我们见到了许多颇有学术价值的新概念、新材料和新方法;在语言规划、语言与文化等方面,我们还见到了许多新观点、新理论。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民族社会语言学已经启动,即将腾飞。

民族社会语言学毕竟还很年青,研究基础还很薄弱,研究力量还不平衡,各分支的拓展也不均等,研究者的水平参差不齐,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要真正超越自我,实现腾飞,尚有一段艰苦的路程。

无论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语言学,确实为有志于在该领域耕耘的中青年学者提供了肥沃的原野。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既需要学科巨人,同时又为造就学科巨人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一切有志气、有抱负的中青年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都不会白白错过这个历史时机。

当代社会语言学鸟瞰──中国、西方、亚洲和前苏联[J].满语研究,,02:40-50+23.

周庆生()提出建立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社会语言学”分支学科,并勾画出该学科的研究框架。

AspectsofChineseethno-sociolinguisticstudies:areportontheliterature[J].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SociologyofLanguage,,97(1):59-74.

中国满通古斯诸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六十年[J].满语研究,,01:43-55.

人类学家早已认识到,语言在人类各种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不光是把语言当作田野调查的有效工具来使用,而且还把语言看成文化结构的重要因素来研究。

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的交际工具,一定的语言形式还可以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经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内涵。描述民族语言对民族文化的反映,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某种语言材料,来看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定的制度文化、一定的行为文化或一定的观念文化对该语言的制约和影响。

熟语和谚语是人民大众广为使用的一种比较固定的语言形式。它来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但又高于世俗用语,因为它能言简意赅地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理。通过熟语和谚语,人们能够透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思维方式和经济生活等文化全景。我国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熟语和谚语,大量使用本民族最熟悉、最了解、最感亲切的牲畜来设喻,从而表现出浓郁的畜牧文化特征。

用虫兽偏旁书写的少数民族名称,当然还不足以证明,我国封建文人多把少数民族看作虫兽民族,但是,至少可以反映出他们确确实实存在着贵华夏、贱夷狄,鄙薄、歧视少数民族的心理。

20世纪中叶,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政府就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确定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合法地位,彻底废除了一切含有民族歧视或民族偏见的族称及其书写形式.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颜色词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使用时,往往引起特殊的联想,产生特殊的含义,激起特殊的情感,引发特别的反应,这些联想、含义、情感和反应,就是颜色词的联想意义或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相同的颜色词可以引起不同的心理联想,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少数民族的神话中,奇数词的使用,在总体上,是多于偶数词的。“尚七”观念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之中,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屡见不鲜。

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J].满语研究,,02:45-59.

在我国,第二语言学习(课堂学习)多指汉族学生学习外语、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和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这3种基本类型。由此还可以衍生出来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另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国留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等等小类。少数民族儿童家长支持子女上学的倾向跟该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民族传统文化变化越大,儿童家长支持子女上学的倾向就越大;民族传统文化变化越小,儿童家长支持子女上学的倾向也越小。该项假说尚有待运用新的田野调查的数据来检验。

民族儿童第二语言学习动机比较分析[J].民族语文,,02:8-17.

傣语亲属称谓的等级差异是在傣族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具有显示尊卑身分、表明等级认同和维护等级秩序的劝能。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实行民主改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了,等级制度也随之解体了,傣语亲属称谓的等级差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最高领主使用的巴利语亲属称谓,只能在老傣文的经书或典籍中见到,现实口语中,早己无人使用。贵族“翁”级亲属称谓的等级变体,也随着等级内婚的废弃而渐渐失去其固有的等级特征。

傣族等级社会与等级亲属称谓[J].贵州民族研究,,02:-.

傣族成员一生当中,人名的多次更换是跟人生各个重要生活阶段的变化相适应的,幼年时期多用乳名,青少年时期多用从佛名和还俗名,成年时期多用父母名或官名。人名随着生活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但等级却始终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之中。人名已成为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志,通过人名,即可判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傣族的人名制度对于巩固傣族封建领主制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等级命名已成为傣族人名制度中的一个本质特征。

傣族人名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J].民族语文,,02:18-29.

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冲突往往是政治冲突、经济利益冲突或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采用语言立法的方式来解决或缓和语言冲突,业已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或地区语言政策的重要内容。

魁北克的《法语宪章》(号法案)是西方世界第一部旨在提高地区主体民族语言地位的语言大法,正如该宪章序言中所说,该法旨在确保“法语成为政府和法律部门的用语,同时,又是工作、教育、传媒、商业和各行各业的标准日常用语”,确保法语在跟英语的竞争中,能够处于支配或优势的地位。《法语宪章》的实施满足了法裔民族主义者在语言冲突方面提出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了法语作为魁北克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的地位问题,对魁北克党的分离主义运动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爱沙尼亚《语言法》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变更主体民族语言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劣势地位,还在于依据民族或民族语言的属性来变更上层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一言以蔽之,该法的深层目的是要为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作准备。由于爱沙尼亚的《语言法》在爱沙尼亚分离主义运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法一经产生,前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塔吉克、摩尔达维亚、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和俄罗斯计11个加盟共和国,紧步爱沙尼亚的后尘,在两年内相继出台了各自共和国的语言法,这些语言法均受到爱沙尼亚《语言法》的较大影响。

为了使本地区主体民族语言获得全部的社会功能,为了使该语言在当地处于支配地位,魁北克和爱沙尼亚的语言大法吸收了西方学者的一些论点作为语言立法的指导原则,这就是(1)语言功能齐全论,一种语言要得到充分发展,就必须具有全部的社会功能。(2)语言活力论,一种语言社会功能的大小,决定了该语言活力的强弱。(3)双语有害论,社会应该倾向于单语制,双语制或多语制往往给社会语言文化带来负面影响。

一个地区的语言政策往往受到这个国家民族政策的制约和影响。语言立法与民族分离之间,似乎应该解释为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似不应该解释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魁北克的实践经验已经表明,语言立法是通过民主方式缓解语言冲突和民族矛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不能因为爱沙尼亚利用语言立法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的,就一概否定语言立法的积极作用。

一种立法模式两种政治结果——魁北克与爱沙尼亚语言立法比较[J].世界民族,,02:21-31.

国民党于年掌握中国政权以后,提出“以党治国”,即以“三民主义”治国,实行“党化教育”的建国方针;逐渐形成一套所谓“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宣布要“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强化了民族同化的思想;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力灌输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

南京国民政府确定的推进边疆教育的总方针是,“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语言政策循着“国语统一”的大原则,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允许使用少数几种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共产党最先提出“坚持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一思想的文献,大概在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落后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原则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

将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跟前引年《决议案》中的文字相比较,显而易见,毛泽东的论述已经取得两大进展,第一,明确将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放在民族平等政策之后进行阐述,既突出了“民族平等”的基础性或根本性原则,又强调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保障民族平等权利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不再延用“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的提法,而是强调尊重民族语言文字,提倡平等态度,禁止语言文字歧视,从而使共产党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更具体更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的民族语言政策[J].民族语文,,01:30-37.

国内外许多实例表明:一些设计完美的文字,并没有被社会所接纳,或付诸运用;而有些存在着“语音歧义”被认为不完备的文字,也能长期在社会上通行。一种新创制的文字系统的内部是否存在语音歧义或不一致的现象,固然会对一个社会能否接受该文字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社会接受一种新文字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新文字本身完备与否,而是该文字之外的社会诸因素。

中苏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比较[J].民族语文,,06:47-57.

萨米语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的西部语支。属于该语支的还有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立沃尼亚语、维普斯语、摩尔多瓦语、马里语和彼尔姆语等。年正式实施的挪威《萨米语言法》,是北欧诸国中第一部旨在保护和发展萨米人语言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国家级行政法令。该法的颁布,彻底结束了挪威当局歧视萨米语言和萨米文化的旧时代,开辟了一个保护并发展萨米语言和萨米文化的新纪元。

保护一种语言的最好方式就是真正使用这种语言。这将从根本上提高萨米语的地位。目前,《萨米语言法》的执行情况离充分实现该法令的目标还很遥远。尽管《萨米语言法》还有一些缺陷,但是,当人们试图在语言立法跟实际可能采取的行动之间进行平衡时,完全可以推断,该法作出的新规定跟现已取得的实际结果是非常接近的。

挪威的萨米语言立法[J].世界民族,,02:59-66.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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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于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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