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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作者:[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译者:李安山,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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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持续了超过70年。这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然而,正是在这些年里,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技术,走进了核时代。同时,社会主义开始形成,将俄国经济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水平提升到持续增长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水平。中国和朝鲜的社会主义也是同样——确保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同时以一种远比以前公正的方式来重新组织社会内部安排。需要与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变化进行比较,我们才能衡量在非洲发生的事件。在其他人飞跃前进时原地踏步甚至缓慢行动无疑等同于倒退。当然,相对而言,与它的殖民者相比,非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处境更加不利。
殖民主义短期的专断以及对于非洲的负面后果归根于非洲失去权力这一事实。权力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任何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础。这意味着捍卫个人利益的能力,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不择手段地达到个人意愿的能力。在人与人之间,权力问题往往决定谈判时的灵敏性,即一个人尊重其他人利益的程度,同时,最终是作为一个物质和文化实体的人生存的程度。当一个社会发现自己被迫将权力完全放弃给另一个社会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发达状态。
在殖民主义以前的贸易时期,尽管与欧洲人经商处于不利地位,但非洲仍然保留着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在殖民主义制度下,对内部事务的这种小的控制彻底消失。殖民主义比起贸易来更进了一步。这意味着欧洲人直接占用非洲社会体系的趋势。非洲人不再树立本土文化的目标和标准,同时全面丧失了训练非洲社会年轻人的指挥权。这无疑都是大倒退。
突尼斯人艾伯特·梅米(AlbertMemmi)提出以下命题:
被殖民者遭受的最严重打击是其被人从历史和社会各界抹去。殖民化篡夺了在战争或和平中自由的角色,每一个决定均为了其目的和世界,以及所有文化和社会的责任。
这一陈述乍一看上去可能以偏概全,但却完全正确。殖民主义代表着丧失权力,逻辑上随之而来的是从历史上被清除。能独立行动的权力是在历史上积极参与和受到承认的保证。除具有最被动的意义之外,被殖民化就是被清除出历史舞台。非洲作为一个被动主体的这一事实的鲜明例子是,殖民地的非洲被看作是一个吸引白人人类学家来学习的“原始社会”。殖民主义认为非洲人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被看作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检查具有不寻常特点的甲虫之辈。
从政治方面来看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相当具有戏剧性。一夜之间,非洲政治国家失去了权力、独立和意义——无论是大的帝国或小的政治国家。某些传统的统治者被安放在了办公室,同时部分保留了一些王国的正式结构,但政治生活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政治权力被外国统治者掌握。当然,许多非洲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就经历了生长和衰落的周期。但是殖民统治不同的是,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得到蓬勃发展。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殖民主义用武力征服了北非尚存的封建国家;法国摧毁了西苏丹的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以及达荷美和马达加斯加诸王国;英国灭亡了伟大国家如埃及、马赫迪苏丹(MahdistSudan)、阿散蒂、贝宁、约鲁巴王国、斯威士兰、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洛齐(Lozi)和东非大湖区诸王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比利时、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将许多较小的和不断发展的国家从非洲的地图上抹去。最后,那些似乎是幸存的国家只不过是创造的傀儡。例如,从年开始,摩洛哥素丹名义上保留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突尼斯贝伊(Bey)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摩洛哥和突尼斯就像邻近的阿尔及利亚一样,更多是在法国殖民地官员的权力控制之下,封建统治者被清走了。
有时,那些被当作外国殖民统治代理人的非洲统治者很明显只是一些傀儡。法国和葡萄牙习惯于选择他们自己的非洲“酋长”(Chiefs);英国到了伊博兰(Iboland)后发明了“授权酋长”(Warrantchiefs);所有的殖民统治者都发现创建“优秀的”(Superior)或“至高无上的”(Paramount)统治者很方便。通常,当地人都很憎恨和鄙视这样的殖民地傀儡。还有一些传统的统治者如索科托的素丹、布干达的卡巴卡以及阿散蒂的阿散蒂赫内,他们在非洲人眼里都留下了很高的声望,但他们不能在殖民主义统治制定的狭窄的边界之外行使权力,以免他们发现自己在塞舌尔群岛成为“英王陛下政府的客人”。
我们可以说殖民统治意味着在整个非洲大陆有效地根除非洲的政治权力,因为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环境中难以作为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利比里亚,不得不屈从于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那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不能接受的;尽管埃塞俄比亚一直到年都坚持不屈服,但是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倾向于把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是因为它属于非洲,而非洲人应该是殖民地臣民。
非洲政治发展的停滞模式具有的一些特点,只有在将殖民主义者遮在其臣民眼睛上的眼罩取走并进行仔细推敲后才能够看清。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直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仍未能解决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经根植于社会主义之前的所有的生产模式之中。非洲的殖民主义者偶尔在口头上宣称要提高女性的教育和使女性获得解放,但客观上殖民主义统治使妇女的地位更趋恶化。
对于在独立的前殖民地的非洲女性作用的一个现实的评估显示了两种不同但又彼此联系的倾向。首先,女性受到了一夫多妻制下男性的剥削,这种安排设计是为了获得女性劳动力。一直以来,有剥削就会有压迫;有证据证明,女性有时被当牛作马,伊斯兰的非洲社会就有这样的例子。然而,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倾向,在所有的非洲社会不论程度大小都要确保女性的尊严。母权是非洲社会的普遍特点,特别是妇女,由于她们是继承权的关键,因而她们享有各种特权。
然而,更重要的是,有些妇女掌握着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她们或是通过宗教或是直接通过政治—宪制的设计来行使权力。在莫桑比克,恩古尼国王的遗孀成为女祭司,负责她已故丈夫埋葬地点的圣殿的设置,同时,继位的君王还要向她请教所有的重要事项。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女性实际上是国家的元首。在德兰士瓦的洛维杜人(LoveduofTransvaal)社会中,关键人物就是造雨皇后(RainQueen),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功能。女性扮演的最常见的重要角色是“母后”或“母后姊妹”(QueenSister)。在实际中,这个职位由女性皇族担任,例如在马里、阿散蒂和布干达,她们有可能是在位国王的母亲、姐姐或姨。这种女性的影响相当大,在有些场合,“母后”掌握了实权,而男性国王只是一个傀儡。
在殖民主义制度下的非洲妇女,她们的社会、宗教、宪法和政治特权和权利均已消失,而殖民地经济剥削仍在继续,往往日益加剧。这种加剧是因为根据性别的劳动分工经常遭到破坏。传统上,非洲的男人除了进行战争和狩猎,主要从事砍伐树木、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等繁重的劳动。当他们要外出就业,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农场,女人们为了自身、孩子们甚至是男人的生存——特别是就食物方面而言——仍然要承担起每个任务。此外,由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而且更多地进入挣钱的部门,因此,在殖民主义新的价值体系中,妇女的工作比男性的工作要下等得多:男人的工作更“现代”(modern)化,而女人的工作更“传统”(traditional)和“落后”(backward)。因此,非洲妇女地位的恶化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损失捆缚在一起,同时也与丧失设定衡量工作优劣的本土标准的权利捆缚在了一起。
非洲殖民地最重要的历史性中断和停滞的表现形式之一,通常是出现在“部落主义”(tribalism)的标题之下。这个术语,在常见的新闻背景里,被理解为非洲人对于部落而不是国家具有一种基本的忠诚度,同时,每个部落对于其他邻近的部落仍保持着一种基本的敌意。资本主义出版社和资产阶级学术界最喜欢使用的实例就是刚果和尼日利亚。他们的描述建议欧洲人尝试在刚果和尼日利亚再制造一个国家,但他们失败了,因为各个部落有着历史悠久的深仇大恨;而且,一旦殖民统治离去,当地的人们就回归到互相残杀的境地。针对这一现象,欧洲人会描述为返祖现象(atavism),用以解释非洲人返回到了原始野性的概念。即使是那些对非洲过去做过的粗略的调查也表明这样的断言正好与真理背道而驰。
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部落”一词包括些什么内容,在本文的分析中已经避免了这一词语,一方面是因为它通常带有贬义的内涵,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和在有关非洲的文献中所采用的一种很不准确的表达方式。按照家庭生活的原则,非洲人根据共同的祖先组织成群体。从理论上讲,“部落”就是人们从遥远的过去所共有的祖先而形成的最大的群体。通常,这样一个群体可以说是同一民族的后裔,他们的语言也有着诸多的共同点。除此之外,一个“部落”的成员很少属于相同的政治团体,同时,所有成员在如贸易和战争活动方面的社会目的也很不同。相反,非洲国家有时是完全基于某一族群(通常的情况)或是不同的民族成员融合的群体。
19世纪所有的非洲大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不断扩张使“部落”忠诚之类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和阶级的纽带关系。然而,世界各地用国家和阶级的关系替代纯粹的种族关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定的区域,总有一些从血缘关系、语言到文化都忠诚于自己狭窄地区的人。在亚洲殖民统治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封建国家如越南和缅甸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国家统一性。但仍然还有一些“部落”或“少数民族”保留在民族国家的有效范围和民族经济与文化之外。
首先,殖民主义阻碍了民族团结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摧毁了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对分裂的忠诚度进行成功清算的行为体。其次,归为“部落主义”名下的对族群和地域的忠诚不能在殖民国家有效地解决,因此,他们往往以不健康的形式生长。事实上,殖民列强有时意识到挑起“部落”内部嫉恨的价值,因为这可以避免被殖民者来对付他们与欧洲霸主的主要矛盾,这就是经典的分而治之的把戏。当然,比利时人有意识地在培养这种情况;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在那些受压迫的非洲人中间“发展”祖鲁人、科萨人(Xhosapeople)和索托人,从而使向非洲国家和阶级团结发展的进程停下来,甚至出现倒退。
尼日利亚的内战一直被视为一种部落争端。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意味着将部落的定义扩展到覆盖壳牌石油和海湾石油!但是,除此以外,必须指出的是,在尼日利亚前殖民主义的独立历史上,没有人可以说出由豪萨人制造的伊博人大屠杀,或有关19世纪以前任何种族原因引起的互相争斗的事件。当然也会有战争,但这些战争都是基于贸易竞争、宗教纷争和冲突,以及政治扩张的合理基础之上。后来在尼日利亚政治独立的新时代开始时被称为“部落主义”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将人们聚集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以便于剥削的方式的产物。这是一种统治机构的产物,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域隔离产物,一种特定族群进入殖民地经济和文化的不同通道的产物。
非洲东部的乌干达和肯尼亚也处在这种情况,即部落仍然被假定为首屈一指的因素。毫无疑问,巴干达王国存在于独立的乌干达之中,一定会有某些问题的出现。但是,即使将部落的定义误用到巴干达之后,事实仍然是真实的,即巴干达的问题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它是由传教士和英国人的出现而制造的,由英国人年在乌干达的(梅罗)定居地而制造的,是由英国人在乌干达殖民地将巴干达统治阶级当作“次帝国主义者”制造的。
由于白人殖民者的存在,肯尼亚的殖民主义模式与乌干达的不同。任何非洲群体都不会被允许在殖民办公室具有士官的权力,因为这个角色须由白人殖民者自己承担。白人殖民者拥有最好的土地,并试图使用非洲劳动力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然而,在白人移民部门以外的非洲社区还是延续着部落关系。英国殖民统治的皇家委员会之一在年发表了一份有关肯尼亚的报告。一位当代肯尼亚历史学家对该报告的评论如下:
这一被英国政府接受的委员会的建议表明肯尼亚应被划分成两个种族区域,非洲区和欧洲区。在非洲区域,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都应该按照部落这一条线来进行。因此,种族主义已经制度化了。
在只有亲属关系连接起来(如部落)的小团体内的人类活动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所有各大洲的社群主义的阶段都是通过这种关系度过的。当这一阶段在非洲不再短暂而制度化时,这是由于殖民主义中断了非洲的发展。这也就是梅米在谈到非洲人被清除出历史时的参考含义。非洲的革命思想家如弗朗兹·法农和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谈到殖民主义使非洲人成为历史的对象时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感慨。被殖民的非洲人就像前殖民地的非洲奴隶一样,被推到适合欧洲人利益但有损非洲及其人民的位置。下面将继续探讨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更深的社会经济影响。
前殖民地的贸易已经开始有一种非洲经济解体和技术贫困化的趋势。殖民主义统治加速了这一趋势。常常说起的一个故事是,为了从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的阿克拉打一个电话到法国殖民地“象牙海岸”的阿比让,必须先接通伦敦的一个接线员,然后与巴黎的接线员接通,再接通阿比让。这反映的一个事实是:“黄金海岸”的经济纳入英国的经济,同时“象牙海岸”的经济整合到了法国经济,而邻近的非洲殖民地几乎不存在有效的经济联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年得出的以下结论直指要点。
非洲运输系统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孤立,尽管它们已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里得以发展。这也反映了在同一地理次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缺乏联系。
有些非洲贸易跨越殖民地边界存在。例如,从西非森林运到北非的可乐果和金矿,这些具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的贸易从来就没有完全停止过。此外,还开发了一些非洲贸易的新形式,特别是为那些食物不足的城镇或经济作物区提供食品。这种形式的贸易完全可以在一个群体或跨越殖民地的边界来进行。然而,扩大非洲内部贸易的总能量相对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总额而言要小得多。由于非洲内部的这种贸易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好处,因此这种贸易得不到欧洲人的鼓励。到殖民主义后期,非洲的内部贸易只占10%。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被剥夺了与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健康贸易联系的权利。有些贸易持续跨越整个印度洋,但总体上我们这样来说是公平的,即非洲的道路是通向海港的,而航道是通向西欧和北美的。这种片面性是今天欠发达和依附性模式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在殖民主义时期对非洲技术的破坏性影响比早些世纪可以更清楚地衡量。尽管存在奴隶贸易和欧洲货物的进口,大多数非洲手工艺行业在殖民地开始时仍然具有活力。它们没有获得技术的进步,它们也没有扩大,但它们得以幸存下来。资本主义最近阶段的大规模生产几乎消灭了非洲的布匹、食盐、肥皂、铁甚至陶器制作等。
北非的手工艺行业,从黄铜到羊毛领域,在前殖民主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如在封建主义时期的欧洲的城镇一样,手工作坊在阿尔及利亚城镇如奥兰(Qran)、君士坦丁、阿尔及尔和特莱姆森(Tlemcen)等地到处兴盛。但法国殖民主义摧毁了手工艺行业同时使成千上万的工匠失去了工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本身,新机器的出现使兰开夏和里昂等地方的工匠失业,但在这种情况下,新机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前独立的工匠作为掌握不同技能的无产阶级又回到工厂,他们同时扩大了社会的生产能力。非洲出现的这种状况只是破坏而无救济。实现政治独立时,迫于求生的技术工匠已经转向吸引游客而不是为满足非洲人民的真正的需求而工作。
此外,正如欧洲奴隶贸易一样,殖民主义对技术的破坏必须与在非洲创新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联系起来。绝大多数卷入殖民地货币经济的非洲人提供的仅仅是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刺激的是汗水而不是科学发明。与贸易相关的非洲人有时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获得成功。西非市场上女性的足智多谋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种资源却只用在了小的方面。对欧洲资本家和工人而言,用非洲的除虫菊来生产杀虫剂体现了技术就是力量。但是对非洲市场妇女来说,问题是如何从每一个进口的沙丁鱼罐头上多得到一便士的利润,她们有时多花一点气力,有时通过一点小欺骗,有时则诉诸“符咒”(“juju”)来解决。
殖民主义使非洲铁匠放弃了从土壤中提取铁的过程而集中于从欧洲进口的金属屑片的加工。这种中断的补偿应该是为铁的提取及加工提供的现代技术。然而,从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出发,这些技术被禁止在非洲使用。正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非洲的非工业化并非自身获得任何机会,而是一种故意实施的对非洲机械技能转移的阻止,以防止这种转移在那个时代对欧洲行业产生竞争。
在前殖民主义时期,非洲有些地区的发展速度要比别的地区快,同时这些区域为广大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核心基础。尼日利亚北部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它在殖民地时期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英国人将它与伊斯兰世界分离开来,同时使社会关系僵化,这样,农奴在以损害掌权的贵族为代价的情况下也未能获得任何改变。
在每一个大陆的民族国家里面,一些发展方面总是比其他方面更优秀,从而可以引导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后期,城镇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电力工业就是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宗主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具有相似性的促进作用的例子。殖民主义没有给非洲带来真正的增长点。例如,在非洲的殖民地城镇基本上是行政中心,而不是行业中心。城镇也吸引了大量的非洲人,但给他们提供的只是基于非技术和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的生活。欧洲城镇有贫民区,但在欠发达的国家,城镇的贫困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是那些城镇不能发挥扩大生产基地作用所带来的后果。幸运的是,非洲在这方面没有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那样糟糕。
殖民活动如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不是加速了增长,而是加快了“传统的”非洲生活的衰变。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文化的重要方面受到了负面影响,却没有更好的替代品,留下的只有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在殖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势力只是对剥削劳动力感兴趣。甚至有些没有直接参与货币经济的地区也出口劳动力。为了榨取这种劳动力,他们损害了那些对社会起支撑作用的因素,因为一旦非洲“传统”生活的习惯性劳动力和工作模式被剥夺,那就不再是“传统的”了。
在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中部和南部出现了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产量不足,殖民主义者将这些地区与经济作物种植区进行对比,后者相对而言比较繁荣。然而,正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影响,许多被遗弃和遭受饥饿的村庄才会存在,因为身体健全的男性劳动力到别的地方谋生去了。任何被剥夺了有效劳动人口的地区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不同的殖民地存在着一些远离城镇和殖民管理机构的地方,他们既不种植经济作物也不提供劳力。例如,在苏丹南部,有些人继续过着与他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之前相似的生活。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传统非洲社会,发展余地也已不再存在。他们因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控制而被孤立。他们无法与非洲的其他地区进行互动。他们日益受到货币经济增长的侵犯,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历史的文物。这类历史发展遭到阻碍的典型例子可以在美国找到,那里的土著人口即遭白人屠杀而幸存的(“红色的”)印第安人被限制在保留地里并被置于停滞状态。在北美保留地生活的印第安人是活的博物馆,以供那些猎奇的白人游客参观。
在南非和罗得西亚,建立“土著保护区”(nativereserves)的政策被公开遵守。在保护区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但所划拨土地的数量和肥沃程度完全不足以满足被赶到这里的非洲人。这些保护区是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场所,也是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能适应种族主义南部非洲的货币经济的非洲人的容纳场所。再往北,除殖民地的肯尼亚以及程度有限的坦噶尼喀外,就没有以“保护区”命名的地方,但货币经济仍在不断地将传统产业改造成同保护区一样落后。
殖民主义的货币经济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部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我们前面已经表明,如果将大陆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增长是何等的有限。所谓的现代行业的增长对非货币部门施加的是不利影响。接下来将要强调在殖民统治下非洲增长的特点就是这种增长没有构成发展,即它并没有增强这个社会应对自然环境的能力、协调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及保护人们免遭外部力量袭击的能力。这样的陈述已经隐含在对资本主义无法刺激非洲殖民地的熟练劳动力这一点里。一个妨碍技术积累的系统发展不了任何人或任何事。同时它也表明非洲被切割成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经济隔层,因此,即使在每个区域化的殖民地的商业活动量可能增加,但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各州相比,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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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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