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作家对话Ⅳ
第四届“中印作家对话”于年10月在香港、杭州成功举办，与会嘉宾包括中方作家及艺术家北岛、李陀、欧阳江河、翟永明、韩少功、鲍昆等，印方作家及艺术家阿西斯·南迪、埃尔文·阿兰·西里、维瓦克·纳拉杨南、K.萨奇达南丹等。《今天》期的“中印作家对话Ⅳ”专辑，收录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态、西方与东方、艺术的创造性等主题的对谈多篇，以及刘禾评论文章一篇。“今天文学”将分期编发专辑内容，和读者一起回顾中印作家对话间精彩的思想碰撞，展现东方思想在当下世界的位置和影响。
点击阅读：当代文学与文化生态——中印作家对话（一）、西方与东方——中印作家对话（二）、西方与东方——中印作家对话（三）、追问创造性，在艺术之内和之外——中印学者思想对话
暮色下，北京郊外的卧佛寺古寺庭院显得格外幽暗，树林里的枝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把我们大家的思绪引向时间的纵深。那是年5月的一个黄昏，一批印度作家应中国作家邀请到达北京，住进了卧佛寺宾馆，他们是来参加由北岛（《今天》杂志）和沙美斯塔·默罕迪（AlmostIsland文学杂志）联合发起的第二次中印作家对谈。我们后来又在中印两国举办过多次对谈，唯独在北京这一次，北岛本人由于不得入境，竟无缘亲临。
阿希斯·南迪，当代印度思想家，他参与了每一次的中印作家对谈。南迪当时坐在宾馆餐厅院子里的长桌前，对面就是中国作家、评论家李陀。沙美斯塔·默罕迪和小说家阿兰·西利分别坐在长桌的两头，西利沉默寡言，和往日一样正低头在笔记本上做速写。坐在他身旁的是艺术家卡比尔·默罕迪，古印度音乐琴师巴哈丁·达加尔，远处可见其他印度朋友的身影。中国方面有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格非、余华、李洱等诗人作家，他们手拿饮料，或握着一根香烟，也慢慢走来，陆续加入当日晚餐后的聚会。对于这样的国际交流和跨文化对话，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只是大家相信，与印度作家的对话既是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
邂逅在北京
由于种种原因，我自己未能参加年在新德里举办的中印作家第一期对谈。因此，与南迪、西利和其他印度作家朋友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卧佛寺。卧佛寺紧临北京植物园，印度小说家阿兰·西利酷爱园艺，他找到从宾馆通往植物园的后门，很兴奋，每天一大早就钻进植物园，徜徉忘返。作为主办方，我们选择卧佛寺旁边的宾馆，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多少有点重启中国和印度之间自佛教入中土以来的民间文化交往的意思。自古以来，中印之间有过无数次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但古老的纽带很难不在近代殖民战争和国家主义等多重压力下产生扭曲和变形。把卧佛寺宾馆选做第二期的对谈场所，我们意在重启中印两国的民间交往。大家聚在一起目的不是为了文化伤怀，而每次对谈都为了加深我们彼此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反思，当然，反思的前提是我们并没有丧失对文化伤怀的能力。对这一点，大家似乎彼此心照不宣。
不容回避的是，中印作家之间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沟通困难。我后来逐步地意识到，语言之间的障碍只是难点之一，其实我们之间最大的障碍还是历史意识的差异。就近代来说，中国和印度先后都曾遭遇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两边的近代史既有交叉之处，也有不可兼容的差异。南迪在第一期中印作家对谈开启时有一个发言，他说：“殖民主义造成一个后果，你我之间面对面说话时所依赖的知识重心[包括语言]是在距离我们五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这本身就是悲剧，我们之间的聚会因此带有某种悲剧的味道。”1南迪一语中的，他指出一个令人感伤却又真实的处境。值得庆幸的是，中印作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历史悲剧而放弃相互倾听的努力，我们还是要探寻未来沟通的可能性。年我们邀请印度作家来到北京和上海；年印度作家邀请我们回访孟买马和哈拉施特拉邦，参观埃洛拉石窟、阿旃陀石窟；年几位中国作家和画家应邀参加印度喀拉拉邦的大型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年10月中国作家邀请印度作家分别访问香港和杭州。每一次的互访似乎都承载着转移知识重心的使命；每一次互访都让我们获益无穷，对时间、历史以及南迪所说的“活着的传统”获得更深一层的了解。
诗人北岛和小说家沙美斯塔·默罕迪——中印作家对话的发起者和灵魂人物——于年12月在新德里开启中印作家的首届对话。我本人则参与组织了年在北京的第二次对话，我自己一边忙于每日的会议议程，一边心中感慨道：中印作家要想面对面地交流，要想克服透过西方的镜子去了解彼此，这种努力比我们原先想的要困难得多。从一开始，我就想，中印作家对话可能首先是一场思想实验，因为它展现出某种诗作（poiesis）的可能性。这场思想实验的最大挑战是，双方有没有能力跨越自己通常的思维框架？中印对话在考验我们思想开放度的极限，包括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各种边界、差别、等级，以及有关自我和非我的执念。在自我和非我的认知上，这不能不说是严峻的挑战，因为双方都带着自己固有的想法来到对话场所，虽然大家有意愿跨越各自的边界——不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制度上的——譬如由国家、学派和国际关系所造成的边界，但同时也不可能不被这些边界所束缚。
为了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中印作家对话的活动纯粹由民间集资和组织，坚持不依赖国家或政府的支持。同时，我们也与全球资本主宰下的媒体大肆宣扬的所谓Chindia（中印联合体）划清界限，因为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即急于现代化的中国和印度，争先恐后地效法和赶超西方世界，它只能是对西方世界的恭维，而非对其构成挑战。这场赶超游戏其实隐含了深刻的自卑，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自卑，这种自卑与资本主义市场全球扩张的逻辑密切相关。
有人以为国族主义（nationalism）或本土主义是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利器，这只是幻象。表面上，本土主义似乎提出某种对立或对抗，但纵观现代史，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印度的印地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人们熟知的这些反抗姿态始终无法挣脱西方人的镜像，更遑论为第三世界提供全新的对自己未来的憧憬。几十年前，南迪在他那部广为人知的著作《自我的敌人》（TheIntimateEnemy）中，细致地分析了与此相关的扭曲心理，他说，“竭力想变成西方的反面，这种压力令印度人对于人和宇宙的传统价值的认知产生扭曲，摧毁了他自己文化的独特形态。事实上，这样做只能把他自己和西方捆得更紧。”2放眼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情况愈发严重。这种扭曲的心态在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多数国家中长期阴魂不散，问题在于，如今全世界都感受到这种压力，其中包括后社会主义的中国。
这里的逻辑是，不是走向对抗和竞争，就是走向绝望和自毁，难道我们永远要让自己陷于这种有限的逻辑中而不可自拔？如何解开这一迷局？人们如何才能在精神上彻底地摆脱殖民？为什么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屡屡失败？南迪在其大量的著作中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也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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