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中国奋斗在广州的非洲人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称，广州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每天中午12点以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据中国官方统计，年以后，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非裔占广州外籍流动人口一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员人，而广东省就有人，居全国之首。年从广州各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达万人次，在穗临时居住的外国人达万人次，常住的外国人达2.8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居于领先地位。目前广州外籍流动人口中，非洲裔占总数的约二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年初，在穗常住的外国人已超过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0%到40%的幅度飞速增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人栖居在广州市的出租屋或居民家中。他们在天河、越秀、番禺、白云等区域生活着。其中，据官方统计，仅登峰街登记在册的境外人员已超过人，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报告提及一组未注明来源的数据，指广州非籍流动人口目前已高达2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法滞留者。非籍人员在广州的分布呈现出散开则少，聚集则多，以小北路、环市路、三元里为中心，往北延伸至机场路、广园路，往西挺进南海，往南扩展到海珠区、番禺区，呈半月形包围广州。经历：多从“提包客”开始记者第一次碰到埃米卡是在10月18日傍晚，在愈发热闹的广州小北宝汉直街，他迟疑地向记者打了个招呼，尽管表情犹豫但掩饰不了他想主动交朋友的热情。当时他刚在宝汉直街一商户那儿订了一批木门，他咧开大嘴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憨厚而腼腆。

入夜的宝汉直街，随处可见的非洲裔人员或三五成群地说笑，或忙着和面包车司机杀价带货，有的提着五六个大包小包的黑色塑料袋正在办理街边的小宾馆退房。在一群群讲着各种语言的非洲人中穿梭，你甚至会有身处非洲的错觉。在一个宾馆门口，一名非洲裔妇女坐在一大堆打包好的货物旁边，等着搭档找车来拉。“他们等会儿要去机场，把货物带回自己的家乡。”埃米卡感触地说。年，埃米卡也是跟他们一样的“提包客”。那时埃米卡除了每年会来广州参加两次广交会外，还会从广州运一些衣服、鞋子等日用商品回自己的家乡刚果（金）。广州三元里、瑶台一带是埃米卡当时经常去的地方。“每次我都会给出不可思议的低价来获取底价，我不会只看一家，我会不断地询问，10家、20家甚至更多，哪家最便宜就在哪家进货。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低价更重要。至于质量，你知道在我们国家，这并不重要。”埃米卡表示，如果对商品不了解，一些商人会以次充好甚至故意抬高价格，不过他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刚果（金），他可能也会遇到我在中国所遇到的情况，很正常。”瑶台三元里一带，出口到非洲、中东的服装城多不胜数，单是一站之隔的瑶台和王圣堂就充斥着御龙、天恩、唐旗、迦南商贸城等一系列商城，最近还新开了柏乐商城等。在迦南商贸城，穿梭其中的“黄皮肤”似乎比“黑皮肤”更引人注目，档口老板对于“黄皮肤”都会多瞟两眼，露出“怎么会来这里”的疑惑和一副不想搭理的表情。“那几个人刚才在我店里磨了半天了，讲好价格又不买。如果他们说要在你这里买条牛仔裤，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可能只是想打探底价，然后再到另一家去继续杀价。”牛仔裤批发档口老板指了指正在拐角另一家牛仔裤档口讨价还价的非洲裔人员对记者说。在生意往来中，这些商铺老板也许听不懂非洲裔人员到底在说什么，不过他们总能抓住一些关键词，在计算器加简单的中英夹杂的语言交流中，中国的老板们靠着“function(){returnthis.length;}”、“howmuch”等词汇也能做成生意。资金微薄、不注重牌子、钟爱低端产品、大包小包地提货大部分非洲小商人都有这些特点。埃米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起，他自己几年前刚到广州的时候，也就是带几万块钱来办货，到时将货物塞满两三个大的行李包，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生意都是由小到大的，刚开始时的钱不多，而且都是家里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生意经：什么赚钱做什么Leo过去也是一名“提包客”，但现在他已经成功当上老板了。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多“提包客”后的Leo终于在广州稳定下来。他在广州三元里租下了三个服装档口，请了几个中国女孩看铺。但是半年后，他又把三个服装档口转让或出租出去了。“那时的衣服对于家乡的朋友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也不会像当初那样抢着买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衣服鞋子，而是更实用的东西。”Leo的家乡是位于西非的贝宁，尽管那时摩托车生意在广州人看来已经走向衰退，但是Leo却看到了摩托车的商机。

“我们国家的农村里，摩托车还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基本上都用它。”于是Leo在广州白云摩托车配件市场做起了摩托车生意，租下了两个档口，请了两个男员工和一个中国的女员工。“每年我都会回家乡三次，因为我要从中国运许多摩托车回去，摩托车现在是我最重要的生意。”就在半个月前，Leo刚运了辆摩托车回贝宁。但尽管摩托车是Leo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却并非最赚钱的。“最赚钱的是家乡朋友们的订货。”Leo说，家乡的人要买什么都会跟他的姐姐说，然后Leo会把产品的图片和价格通过邮件发回家里，只要乡亲们觉得合适就会给他打钱过来，然后他就发货。“前段时间，我们那儿一个很富有的人，要建很高的楼房，一个月里向我订了18个货柜广东产的瓷砖，那次我赚了很多钱。现在，家乡的朋友们让我给他们运些手机和电视机回去，昨天我刚到深圳华强北订货了，那里有很多便宜的手机和电视机，我家乡的朋友们很高兴能用上这些电子产品。”珠三角的轻工业和小商品贸易特别发达，吸引了大量需要质优价廉产品的非洲客户。正如Leo所说，他们什么生意都可能涉及，只要有商机就行。据Leo介绍，他的朋友可能上个星期在做服装生意，这个星期做手机生意，下个星期做瓷砖生意。他无法界定他的朋友具体做什么生意，就像他自己什么生意都做一样，只要有钱赚就可以。“到中国去吧！”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流中灵活穿行。看到记者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他不停向记者介绍，拉各斯的公交车很多没了车门，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挂在车外面；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没有红绿灯，只有在主干道上才会站着两个警察；拉各斯没有那么多小汽车，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摩托车。

如果没来中国，Clem会继续经营他的汽车部件批零店，将合作伙伴从中国批回的轮胎、方向盘、座椅，以高于进价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卖出。每次去接货，他总会碰到许多服装店、皮革店、首饰店或日杂店老板，一同等待着来自中国的包裹。每当看见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路过，有人就会吹起口哨，“瞧，我们从他们国家买的尽是些便宜的玩意儿，他们却从尼日利亚运走了值钱的石油！”大约5年前，中国石油公司与中国商人大规模涌入非洲，这让不少本土人觉得，中国在抢夺他们的资源与饭碗。而从压路机到牙膏，无处不在的“MadeinChina”，又刺激着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年9月，Clem在欧洲驻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的父亲帮助，Clem拿到了中国的签证，这让他的朋友艳羡不已。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驻非领事馆前耐心地排起长队，争逐每年限额发放的签证。与Clem同时拿到签证的一个家伙，9个月前就向中介机构预付了中介费和签证费。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我们到中国来，只是为了赚钱。”

中国官方统计，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钱夹、Armani的内裤。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元……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告诉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友谊似乎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碰上一些认识的服装商，Cote与他们相互击掌，指头迅速扭转一圈，打出一记响指，再用家乡话聊上一阵。他们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在一个摊位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他边向记者解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店主处理包装。每每发现有夹纸还未取出，他一个箭步上前抽出来，嚷嚷：“我买你那么多东西，热情点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烦！”类似的不快，每天都会在中非贸易城上演，有时甚至会惊动。迦南贸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说，真不明白，有的人那么穷，还那么嚣张！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了。Cote号称在中国待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双赢的贸易1条项链、两个手镯、两个戒指。店主出价元，她应道：“No、No，一共50元，”并做出要掉头的样子。阿青急了：“全部七十蚊！”非洲妇女露出了笑容。登峰街、矿泉街，皮具、服装、手表等小商品批发市场密密匝匝。非洲客商们远渡重洋，扎堆聚居，乐此不疲地在各个市场东挑挑，西捡捡。进出口贸易，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职业。六年前，几内亚人Ommar在广州的足球俱乐部踢球。外援收入不菲，赚了点钱，他离开球队，开始学着四处应酬，做生意。几年下来，他已在非洲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在老家刚果，Rody的家族投资了一片热带雨林。来广州，他计划将热带雨林的木料做成硬木家具，再卖给中国的有钱人。即使商务签证很难续，喀麦隆的AlainGauche也不愿放弃生意。他说，不少非洲人来中国投资，都借了亲戚的钱，浪费了很丢脸。几内亚人MadamBah开了家小型餐馆。菜肴的口味几乎涵盖了西部非洲所有国家的特色。女儿5岁了，几乎全呆在广州。MadamBah认真打理店铺，希望能赚够钱，送女儿回几内亚上国际学校。而他的同乡Fofana曾在美国从事IT业。年，他初次来到广州，就把生意做到了中国。五六年来，Fofana每年都来两次广州，将电子产品运回几内亚。广州人阿晖说，5年之前，他那栋楼户人家当中，只住了十来位外国人。而5年以后，外国人开始多了起来。到年，只剩十来户中国租客。到广州淘金，非洲客也让广州赚了个盆满钵满。登峰宾馆的一二层原本是多平方米的房间。年初，中国老板郭年春将它们改成了间商铺放租。装修工程还未收尾，所有商铺就被预订一空。九成租户为经营衣服、鞋子、丝绸、毯子、小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国人。租金也从年的40-50元/平方米/月，涨至-元/平方米/月。

后来，登峰街一带的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也于年10月和年4月相继开业。两座商贸城共余个商铺，加上周边街巷逐渐形成的余个商铺，在宝汉直街、恒安路、童心路一带形成对外贸易的集市。如今，这一带的铺租已稳定在元/平方米/月，相比4年前的涨幅高达%-%.而为了便利非洲客商的生意，年春节前后，登峰街提出要把连通3座商贸城的宝汉直街打造成“境外人员经商一条街”，进一步形成登峰地区独具特色的成熟商圈。刚果（金）和中国两面小旗飘荡在电视旁，中国姑娘的“辫子头”和非洲女人的爆炸发型海报一起贴到店门口，35岁的Georges和妻子Mika一起经营着这家美发店。从中非刚果（金）民主共和国家乡来到遥远的中国，Georges坦言，“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意。”Mika说，等她们挣够20万元人民币，就回到刚果老家去继续生活。Georges梦想着两年之后可以在家乡开一个食品超市，“我们可以从小本生意做起，即便只有一万美元的成本”。这个15平方米的铺面承载着他们的生活理想。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3楼，一幅40个非洲各式发型的2平方米大海报贴在铺面玻璃墙上，左边是一台有7个刻录光驱的电脑主机，桌上摆满各式刻录光盘和非洲电影DVD；右边墙面镶着两面镜子，洗头剪发凳椅平排镜前。丈夫卖非洲电影，妻子做非洲发型，夫唱妇随的中国生活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Georges一点也不能享受在广州的生活，在他看来，中国广州是个能挣钱的好地方，物质富裕，生活便利，但他更留恋家乡，“等我们挣够了钱就会离开”。从2年“初来乍到”，到现在认识广州小北一带满大街的刚果老乡，这名35岁的非裔外乡人如何度过他的广州岁月？淘金，几乎是他唯一的和所有的动力。2年Georges孤身只影，从以前经商的南非来到中国香港，从重庆大厦得知，香港的不少穿着商品比南非贵好几倍，在失望失意的时候碰上“刚果老乡”，他最终来到广州，第一次见识了“MadeinChina”的便宜商品之利。此后5年，他频繁往返于刚果和中国，靠着倒卖衣服赚取差价。在Georges的记忆里，那可能是他想到的比较开心的“广州岁月”。“初来乍到，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多非洲商人，不少留学生老乡更是带着我去酒吧和唱卡拉OK.”他对记者说，这是他目前为止对于广州的最温暖记忆之一。年，Georges开始了长留广州的生活之路，“我留在这里，把货物邮寄回去，他们把货款再打到我的账户，”Georges说，这样自己甚至能赚到一半的差价。在他长留广州的第三个月，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来到广州，一年后他们共同开了现在的发型屋。女儿每月学费1元人民币，房租每月元，铺租每月2元。Georges一家四口不吃不喝，每月最少也得花6元。关于收入，Georges说，自己每天大概卖30张光盘，每张5元，妻子每天平均做3个头，一般的发型50元/人，他们每月收入不足1万元。Georges说，发型屋一个月如果收入1元，其中0用于日常开销，只有元能放进银行储蓄，他的主要储蓄来源仍旧是倒卖衣服，赚取两国间的差价，这样下来，“每年大概能挣欧元”。抛开这些纷繁数字，Georges夫妇的日常工作是从下午2时一直干到晚上11时30分，中间很多时候只在下午4时30分吃一顿饭。昨日下午，从3点到5点半，出入发廊的“兄弟姐妹”起码30人，男人们都习惯性地用右手与Georges击掌问好，女人们则盯着Mika的顾客议论上几句。Georges的店铺绝对是附近刚果（金）老乡的集散地，她和丈夫会称那些来自祖国的男人女人们为“兄弟姐妹”，连每个月花元请来的洗头助理，Mika都会亲切称呼她为“妹妹”。她甚至会把给自己帮忙倒掉洗头水的楼层清洁阿姨尊称为“妈妈”。对于Georges来说，发廊的日常生活并不“美丽”，他利益至上，如果你问他最想念这里的什么，他毫不犹豫，一脸坦诚：“business（生意）”。两个小时的采访不断被生意电话和来访朋友打断，Georges能想到自己来中国以来的“最棒”故事是在，他的一名刚果朋友从国内来广州做买卖，不会说英语拉上自己做翻译，最后和中国客户达成满意交易，结果是他获得1美元（10%回扣）加上朋友给的美元翻译费，他前所未有地觉得中国的钱是如此好赚。Georges脑海中对于广州的所有好印象几乎都与“生意”有关，“中国人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危险人群，就算思想上和你有千差万别也能与你和平共处”，“”中国的牛仔裤可能只卖元，欧洲的欧元才能到手，中国制造的商品意味着便宜“，”在中国开我们这样的发廊自由度挺高“。他坦言自己没有真正的中国朋友，“在中国，平时相处的人不说英语，一说英语是因为要谈生意”，“生意”对于他来说，几乎是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所有的生活记忆。在广州的7年生活记忆中，年住在番禺丽江花园的一场火灾让他耿耿于怀。年11月份一天凌晨4点，家里厨房突冒大火，他抱着小女儿带着怀孕5个月的妻子“穿过”火门逃出火场，由于没有缴纳房东要求的赔偿款，他们一家的所有物品一直未能取回。再也不想非法入境29岁的斯蒂芬，没有签证，是非法居留者。年10月，斯蒂芬从尼日利亚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广州。“5—10年前，尼日利亚人拿中国签证很容易。我兄弟当时拿签证就不难。不过后来拿签证有点难了。我申请了许多次，仍然拿不到。”他所说的“兄弟“，实际上是“老乡”。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员，彼此以兄弟相称。在异国他乡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如果有签证，我不会逗留在广州。因为没有签证，我哪里也不敢去。”斯蒂芬说他只能呆在他的非洲裔群落里，靠兄弟们的相助过日子。刚来广州时，他在恒福路花1元租了一个公寓，可是不到半年就住不下去了。“每个月警察都来敲门，”斯蒂芬说，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抵死不开。无奈之下，斯蒂芬只好搬到南海。每天花两个小时来回于他在广园西路的小店。斯蒂芬每天6点半起床，7点多出门，花4块钱，从南海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到广园西路。他必须在9点前到达店铺，迟到会被场主罚50元。通常他会在店里呆一整天。因为担心被查，也不出去吃午饭，一般是叫外卖。晚上6点半，斯蒂芬会关上店门，再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回南海，自己买菜做饭。他自己住一套一室一厅，月租只要元。“我自己买床，买电视机，买所有的家具，造我自己的家。”斯蒂芬说，在非洲，他们晚上很喜欢到处串门。不过在这里他不敢，尽管他们在南海也是许多人聚居在一个小区里，但晚上他并不敢乱串门，还怕连累了兄弟。尽管如此，斯蒂芬说，“中国人非常友善，我不怪中国警察，确实有非洲裔人员到这里来做坏事。”“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警察解释，我们是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我们买中国的东西，在这里花钱。”

斯蒂芬的家族生意，是做汽车配件。但他在广园西路的小店，却是卖服装的。实际上，他从事的生意五花八门。每天他都会接到来自尼日利亚的许多电话，要他去采购各种各样的东西。斯蒂芬的主顾大多也是非洲裔人员。“他们中很多人完全不认识中国生产商，他们就从我这里进货。”斯蒂芬11岁时，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13岁起，身为长子的斯蒂芬就开始为父亲工作。尽管他连中学都没上成，他最自豪的事情，却是供养四个弟妹上了大学。斯蒂芬说，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员，“部分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结婚拿到签证的。”斯蒂芬说他自己不赞成为了签证而结婚，“结婚是为了爱情，”他很认真地说。所以，当他父亲打电话来，说他可以娶一个中国姑娘时，他拒绝了。身为天主教徒，斯蒂芬每周日都去一德路的石室教堂做礼拜。“在教堂里，我提醒自己为什么来中国。为了挣钱，等我最小的妹妹读完大学，我就回国去。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的明天，我的未来。”“我年底就回尼日利亚，明年就结婚。”以后还会来中国吗？斯蒂芬说会的，他还会来做生意，但再也不会用非法途径来了。服装店老板Eroshion：我想娶个中国媳妇能和老婆一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为家庭赚钱，这才是最浪漫的事。6个月前，25岁的Eroshion带着0美金和一个梦想从南非来到广州。6个月后的今天，他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型的服装批发公司，与上海、深圳及马来西亚、新加坡、非洲等地都有贸易往来。

Eroshion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店铺上，“我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筹备，才开了这家店。每个月要3元的租金，换算成我家乡的钱要000元呢！很贵啊！”这家不到3平方米的小店铺与Eroshion健硕的身体十分不相称，不过Eroshion对未来十分乐观：“这只是暂时性的，等资金足够了，我要回家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在许多人眼里，Eroshion绝对是个一等一的住家好男人，每天一处理完店铺的事，就急忙赶回家和妈妈视频聊天。“这是我每天都尽量坚持的事，和家人的沟通很重要，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Eroshion说，他不喜欢人特别多的地方，所以除了白云山，广州的旅游景点他几乎都没去过，更不要说购物休闲娱乐的地方。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一会让Eroshion在下班时间上街的，只有教堂。只要一有时间，Eroshion都会去位于一德路的石室天主教堂祈祷。“上帝就是我的力量”，Eroshion甚至在自己的工作名片上印上了这句一直陪伴他的座右铭。“我有很多非洲朋友都在这娶了老婆，我也想娶。我已经答应妈妈，要娶个中国老婆，再生个胖小子回去。”Eroshion笑着说。待在广州虽然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但Eroshion还没有交往比较深的中国朋友。娶个中国老婆，对于Eroshion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说，在广州，续签6个月的护照就要花元人民币，如果老婆是中国人，只要元“很划算呢！”不喜欢住家媳妇的他，不想让老婆一天到晚就待在家里。Eroshion希望能和老婆一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为家庭赚钱，他说“这才是最浪漫的事”。Eroshion说，他在中国很多地方停留过，都受到了当地人十分友好的对待。“警察会很友善地走过来，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需要我出示相关证件的时候，都会说‘请’；如果普通人走在路上会说你好，欢迎之类的话，很亲切。”Eroshion坦言，自己宁愿花多点钱，也希望能合法完成所有签证手续，让工作、生活更加顺利。“广州是个好地方，环境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在这里建立家庭，长久地居住下来。”Eroshion表示，自己在努力地学习普通话，目前他只会说一些基本的语句，如“你好”、“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不会说普通话”等等。离签证过期还有半年时间，对于能否顺利在广州续签，Eroshion乐观地笑着说：“我想在广州再待个三五年。”广州：理想的商业城市为什么一些非洲裔人员愿意呆在广州，而不是去别的地方呢？“我身边的朋友都认为广州是一个适合做生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到厂家那里拿货，价格会比较低。同时，大部分的国外客商都会来广州拿货。”来自尼日利亚的比奥说他在广州做生意三年多了，也经常去东莞、义乌、泉州等地进货。不久前，他还跑到天津采办基建用的铁板。“我们到了天津的工厂，工厂老板还以为我们没钱，用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当我们向他们订很大数额的铁板时，他们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总以为我们很穷，其实我们国家也有富人，就像中国有富人有穷人一样，我们国家的富人同样买得起东西。”比奥不断说广州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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