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北部边疆息息相关。关于正统天主教最早来华的时间，有文献记载的是元朝，蒙元时期是天主教在今天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传播的鼎盛时期。但随着元朝的灭亡和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天主教在北疆地区的传播渐成颓势。至此，天主教再次进入北疆地区。本文主要探讨天主教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传教过程中的布道策略、方式，包括教育、医疗、慈善等各项事业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影响。
一、天主教传入北部边疆的历史背景
正统天主教来华的最早记载是在元朝。“元室鼎盛，造成古往今来绝大之帝国，沟通欧亚交通之大道，天主公教遂乘此交通之便，东来传教，盛及一时，当时蒙古王公，以及庶人，信奉天主公教者，为数甚多。且居于‘河套’地带者，亦复不少。惟只靠史书之残缺记述，姑难拟定其当在现今之某城某邑也。迨元朝国运改替，此辈蒙古教友，岂相率他徙，而不知所向欤？抑因无司铎之训导，而忘公教之真传耶？不能断定。无论如何，不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已经中断。”[①]元朝时随着景教的传入，罗马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把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开宗教会议决定遣使蒙古，致书蒙古大汗。4月16日，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作为教皇专使出访蒙古。他们由里昂出发，横穿欧亚大陆，于第二年2月底进入蒙古统治区，先会见蒙古军统帅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说明来意，拔都派人将教皇文书译成蒙古文、阿拉伯文和俄文。7月22日，拔都将柏朗嘉宾一行送到和林附近的行宫暂住。8月24日，他们参加了定宗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受到乃马真及景教徒大臣们的礼遇。不久，贵由汗召见柏朗嘉宾。拔都将教皇文书译文转呈贵由汗，其后又命人在哈答、八剌、镇海三位大臣面前将教皇文书翻译两次，大意是劝可汗信教、罢兵，并谴责蒙古士兵滥杀无辜。11月11日，镇海等三大臣将贵由汗给教皇的回信逐字向柏朗嘉宾解说，然后命柏朗嘉宾将其拉丁文逐字向他们解说，以免误会，最后又将回信译成阿拉伯文作副本。11月13日，贵由汗在回信上用玺，交柏朗嘉宾。柏朗嘉宾即于当日启程回国。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回信如下：
“天主之气力，全人类之皇帝，极其明确真诚地致书大教皇。你等会议，你教皇及全体基督徒愿与吾人讲和，并遣来使臣。此点业经来使奏闻，信札中亦有申述。你等如若希望与我们讲和，为缔结和平事，你教皇及诸王公显贵应毫不迟疑地前来朝见我。届时将会听到我们之答复和要求。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教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再者，你在来信中称：许多人，特别是基督徒，其中尤其是波兰人，摩剌维亚人和匈牙利人，惨遭杀戮，你们对此深感惊骇。我们对此亦给予同样之回答：我们对你等的话亦不解。然而，对下述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缄默不言，必须予以答复。你们说，由于成吉思汗与汗不服从天主之命，不听从天主之教训，召开大会，杀害使臣，故天主决定殄灭他们，把他们交到你们手里。其实，倘若不是天主所使，凡人如何可以这样处置他人呢？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我们崇拜天主，仰承天主之气力，从东到西，摧毁了整个大陆。若不是由于天主之气力，人们又能有何作为？倘若你们渴望和平，希望把你们之幸福托付给我们，你教皇应该立即亲率基督教显贵前来朝见，缔结和平，仅在此时我们才能知道，你们确实渴望与吾人讲和。倘若你不遵从天主及我等之命令，不接受来此朝见之谕旨，届时我们将认为你们决意与我们为敌。彼时将如何，我们不知，天主知之也。首任皇帝成吉思汗，第二任皇帝窝阔台，第三任皇帝贵由汗。——达达汗致教皇书内容如此。”[②]
柏朗嘉宾一行于年11月13日动身，年返回里昂向教皇复命。后来，柏朗嘉宾写了一本《蒙古史》介绍东方的民情风貌。自此之后，方济各会派遣罗伯鲁、孟高维诺出使蒙古。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30余年，统辖各地的教务。蒙元时期是天主教在蒙古传播最盛的时期之一。但随着元朝的灭亡和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及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天主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渐成颓势。
年，蒙古统治者退居草原，史称“北元”，与明朝长期对峙达多年，但景教仍在蒙古地区传播，“景教直到年，在外蒙古一带，还有他们的踪迹，有一个亲眼见过他们的人记载说：那些内斯多略（聂思脱里）教人，仿佛是从作坊里走出来的铁匠一样”。[③]
自元朝灭亡以后，天主教传教事业暂时沉寂下去。到了15世纪，在世界新航路开辟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欧洲的天主教徒又开始纷纷来到中国传道。年，曾在日本传教并登上广东海外上川岛的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写给天主教耶稣会会长罗耀拉的信中说：中国境内亦有若干不同宗教，察其所言，似为回教或犹太教，至于是否有人信奉基督，则语焉不详。[④]传教士们没有放弃到中国的蒙古地区传教。年，抵达美洲传教的奥斯定成立墨西哥教省，其目标便是向东鞑靼国、中国与传教士未曾到达的地方传教。
十五世纪后，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迅速展开。方济各会的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相继来华传教。据统计，年在当时的中国地域内共有信徒27万多。由于罗马教皇于年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祭祖祭孔，这导致年康熙皇帝发布了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谕令。直到年1月11日皇帝再次颁发诏书称：“为国有益的西方传教士准予住在北京；除澳门外，西方教士不准居住于中国；人民不准进教。”[⑤]当时有五位中国籍的耶稣会士樊、郝、程、罗、刘神父可以传教。据传教士年8月24日的书信中记载，樊神父探望了北方堂口的教友，还去了宣化府、大东沟、沙城等地。其中大东沟的堂口即西湾子堂，也许是西湾子村的教友们不愿透露村名，所以耶稣会在此传教时，所有凭据中一次也未提过西湾子的村名。在十八世纪末一份契约上有记载：“大东沟堂口之约，西湾。”[⑥]
《塞外传教史》一书是这样描述西湾子：出了张家口境外，沿清水溪向东北走，便进入大东沟。这道沟原是通往多伦的一条古道，这里云山绵延，沟壑深阔，居民稠密。进入黑山嘴子，距张垣市约百里处，山岭更形险峻，溪流则渐缓渐细，绕过此地后，突见前方山谷向西蜿蜒曲折，圈成一个半圆形，隐约的山麓河畔烟树缭绕，西湾子即座落于此，据称西湾子以溪水抱村向西作湾而得名。按此村形势，背山面水，跨东西一条大路，路旁土屋瓦舍夹杂著几家商铺客店，全村大半隐处于山下七道沟壑中，居民习穴居古风，穿土为窑，满汉二族杂处。村子四周附近为荆楱丛莽之山，可供本地的木材和燃料。沟壑中水田肥沃，农业赖以丰裕，所以地面繁荣、土产富庶。除有向善好义之士及习俗淳厚之风外，又加上天主教文化的薰陶，使本村成为远近争相前来之地，聚落日渐发展，天主教在此根深蒂固开花结果，一片欣欣向荣，最后且成为公教一个重要的发祥地。[⑦]
年，山西FERRERI主教因教难到张家口外去避难，隐居于耶稣会所属的一个堂口，即西湾子。当时有很多关内的教友也迁居到西湾子，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寻找耕地以谋求生计，另一方面也为躲避官方的仇教查禁，以善守教友本分。耶稣会的神父们只是经常来送圣礼体，并没有常驻这里。当时西湾子的教友有祈祷的圣堂，在尚未派遣本堂神父之前，已有四所小堂。西湾子教区是传教士建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基地。
总的来说，在清代禁教期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较为缓慢。据统计到年，全国信徒由30万减至15万，北方信徒仅有人，传教士从位减少至31位。与此同时，信徒也陆续转移到偏远的乡村。这就是近代以前天主教在中国北疆地区的大致情况。
二、天主教在中国北部边疆的传教事业
（一）西湾子的传教事业
法国遣使会，又名圣味增爵会，年由法国人味增爵创立，该会目标是派遣传教士向乡村传教，故名遣使会。年，遣使会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年，法国遣使会的神父来到北京，接替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使命。遣使会初来的神父人数不多，仍有耶稣会留下的几位神父帮忙。年至年禁教期间，外国传教士不能自由传教，遣使会在北京传教都是秘密进行的，于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偏僻的内蒙古地区，这里相对较为安全。从此开始，西湾子才有神父与教友常驻本堂。
，传教士薛玛窦、李修士等从北京来到西湾子，建立教堂。薛玛窦驻西湾子本堂时，掌管北京北堂所属地区教务，此时北堂共有六位遣使会士，其中高多默神父、李味增爵修士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传教并死于西湾子。薛玛窦初来西湾子时，全村有多教民，经过几年的努力，教民增加到人。西湾子还设修道院，当地青年郑保禄是修道院第一位修士，他在西湾子学习拉丁文等课程，后在马尼拉晋铎。自此以后，法国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进入蒙古地区西湾子的传教士也越来越多，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开始兴盛起来。
1、孟振生的传教活动
年7月12日，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到达西湾子，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孟振生，年8月2日生于菲热克，年加入法国遣使会，年4月晋铎。年9月前往中国，年6月14日来到澳门并学习汉语，后到北京传教。由于当时处于禁教期间，孟振生此行非常小心谨慎，他把自己化装成病人，每天以茶水洗面，历尽艰难到达北京附近。他本是受遣使会派遣到北京北堂所属教区出任会长，但当时北京发生一起仇教事件，于是放弃进入京城，便从成福寺直接前往蒙古，年7月12日到达西湾子，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
孟振生到达西湾子后，薛玛窦将教权移交给他。当时西湾子有信徒户，他们开始建一座新堂，信徒们集体出资，孟振生捐助法郎，圣堂很快建成。圣堂内正祭台与北京北堂的相似，其后面悬有十尺幅面的圣像，左、右两面一面悬有圣母像，一面悬有圣弥额尔战败路济弗尔像，三幅圣像均为欧洲艺术家所绘制。从建筑和规模上来说，这座教堂在当时可谓是全中国最华丽、最高大、最体面的教堂建筑。年8月6日，孟振生举行降福祝圣典礼，西湾子信徒们前来参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仪礼。同时薛玛窦、韩若瑟、林味增爵等神父参加了大避静仪式。大避静结束后，神父们各返其岗继续传教。当时蒙古地方有信徒约人，其中西湾子有人，另有望教者32人。[⑧]
孟振生任主教后，遣使会陆续增派传教士前往蒙古地区传教。其中有年3月6日到达的秦噶哔，年6月17日到达的古伯察，年3月11日到达的达京以及年到达的翁羊铎等。
2、秦噶哔神父的传教活动
秦噶哔神父年12月6日出生于伦勒索尼埃的内维，年10月晋铎，年3月加入遣使会。年3月21日秦噶哔叽乘爱德蒙号船前往中国，8月19日到达澳门。年8月15日前往蒙古教区，年3月到任。其在蒙古地区传教数年，与古伯察神父游历蒙古、西藏等地，后返回法国。年，前往巴西传教，创立马里安纳神学院，年病逝于里约热内卢。
年3月6日秦噶哔到达西湾子以后，开始学习中文，后被派往兴和县大青山东沟村送终傅。他在传教过程中，还对蒙古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借此了解了蒙古的风土人情，他还学习了蒙古语、满语，以此努力向蒙古人传教。
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噶哔神父的传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促成了保禄、凤喇嘛、桑达钦巴三名蒙古喇嘛入教。劝化蒙古喇嘛入教，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秦噶哔神父在西湾子传教时，请了两位年轻的蒙古喇嘛教自己学习蒙古语。其中一位喇嘛11岁入镶黄旗卓资喇嘛寺，通晓蒙、满、汉、藏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喇嘛寺学习14年后于25岁时离开喇嘛寺，到达西湾子，教秦噶哔学习蒙古语。秦噶哔选定一本要理教材来学习蒙古语。这位喇嘛因受教理影响，渐渐的改变了固有观念，从而成为秦噶哔的徒弟，后终于在年9月25日做了望教友，圣名保禄。他成为秦噶哔神父劝化的第一位入教的蒙古人，为此西湾子还举行了一场弥撒。第二年（年），保禄正式受洗，成为秦噶哔神父的传教助手。同年，另一位凤姓喇嘛在西湾子改奉天主教，他于年领洗，圣名伯多禄，并加入遣使会。凤喇嘛入教后，又被派往澳门大修道院进修学习，毕业后返回西湾子，并于年晋铎，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他是第一位晋铎的蒙古神父。还有一位蒙古喇嘛是桑达钦巴，也被劝化奉教，后来成为古伯察、秦噶哔神父游历蒙古和西藏的向导。
3、古伯察的传教活动
年，法国遣使会派古伯察前往西湾子。古伯察法国遣使会会士，年6月1日生于法国开鲁斯，曾入图鲁兹小神学院学习，年加入巴黎遣使会，年晋铎，3月24日乘兵船前往中国，8月1日抵达澳门。年到达北京，6月17日到达西湾子。
古伯察到达西湾子时，西湾子有信徒名，其中只有一名蒙古人，即是秦噶哔归化的齐喇嘛，因此传教士仍在汉人中继续完成其传教任务。“布道”，就是做弥撒、讲道、行圣事、由教经先生施教和培养土著教经先生、在做日课时进行祈祷和颂扬基督，有时还去看望病人、照顾小修院的学生们。但是孟振生主教仍下定决心利用新招募的传教士的到来，继续向蒙古人传播福音。因此，必须如同秦噶哔所做的那样，古伯察也要尽快学习蒙文。为此目的，从年夏末起，孟振生主教便派遣古伯察去巡视附近的一个天主教小会口，并且一直深入到东边，直到热河，那里原来是大清皇帝的旧夏宫。[⑨]与秦噶哔神父相会后，一同行住，游遍热河、察哈尔、归化城及蒙古地方。
年12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地区划分为一个单独的教区，委任孟振生为代牧主教。年，孟振生把西湾子大小修道院分开，将小修道院迁到兴和县的小东沟村，于是小东沟成了向归化城和西蒙古传教的大堂口。同年，西湾子总堂秦噶哔神父，来到归化城试图劝化喇嘛们入教，而古伯察一边学习蒙古语一边在归化城传教。小东沟修道院建成以后，柯神父为首任院长。一年后，翁神父从澳门到西湾子再到小东沟，继任院长。与之同来的吴味增爵修士，任拉丁文教师。翁神父在此传教两年后，于年12月返回西湾子，途中被官兵抓进县衙，并被遣送回澳门。在澳门修养两年后，又返回内蒙古教区，途经河南时病重，年8月17日逝世于河南靳家府。翁神父被俘后，吴味增爵修士代理小东沟修道院，后郑保禄神父任院长。其后，小修道院又搬回西湾子。小修道院迁走后，小东沟村作为一个主要堂口而保留下来。[⑩]年4月28日，孟振生任北京教区主教兼蒙古教区主教。另据年吴味增爵司铎给孟振生主教的信函，当时主要之信徒村庄设于大抢盘，即凉城一带，有信徒人。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遣使会以西湾子为中心传教范围遍布这一带。
4、圣母圣心会的传教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北京条约》的签订，法国遣使会拥有了在北京传教的合法权益。北京教务开始繁忙，罗马教廷将蒙古教区的工作交接给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接管。
圣母圣心会本是天主教比利时的一个修会，创办者是南怀仁[11]。南怀仁年6月12日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年在马林教区晋铎，并在马林小修道院任教，年转任布鲁塞尔一所军事学院神师，后又被任命为原所在堂区“圣婴会”主任司铎。当时罗马教廷设有万民传信部，负责海外传教事务，鼓励热心人士组成团体到海外传教。年，南怀仁、马林神父们成立了圣母圣心会，这是一个具有比利时特色并专为中国传教的团体，圣母圣心会被批准成立的正式日期为年11月28日，成立地点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郊的司各特[12]。圣母圣心会又称为司各特会，会士们也被称为司各特会士。修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国传教。修会只有4名会员，南怀仁为会长。百余年来，司各特一直是圣母圣心会的总部，已有0多位神父，修士被派往各地，开始只派往中国，后来也派往其他国家。在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修道院门口，立有一块纪念基石，其上用西文刻有“为中国传教的修院”字样。
参加此修会的主要是比利时修士，后来又有荷兰修士加入其中。年南怀仁在荷兰天主教报纸《宗教之友》上发表文章号召，如果有荷兰神职加入圣母圣心会，将受到全会人员的欢迎。年，罗马教廷指定中国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为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同年7月，南怀仁访问荷兰里森堡，在讲演中说明向中国传教的计划。韩默理则是第一个申请入会的荷兰人，其后有来自里森堡大修道院的申请人马也耳、吕之仙、阿承恩、梅秉和、杨广道等，即韩默理称之为里森堡“蒙古俱乐部”的成员，都加入了圣母圣心会，准备前往蒙古传教。入会者一般要求是罗马传信大学或比利时鲁汶大学神学院学员。圣母圣心会所需资金由会士们在本国募捐，圣婴会、罗马教廷传信部亦有所资助，另外还设有几个基金会。资金部分用于在本国宣传，领一部分作为中国传教之用。
年，南怀仁受罗马教廷之命派遣率圣母圣心会教士一行五人来到中国蒙古地区传教，他们于年8月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随南怀仁来中国的传教士分别是司维业神父、韩默理、良明化神父、林辅臣。传教士们于年8月25日从司各特出发，9月3日到罗马，10月23日抵达新加坡，10月30日抵香港。后到上海遣使会，见到白振铎神父和中国向导天主教信徒孟振生和法国代办。11月29日，白振铎、张应魁带领南怀仁前往西湾子。年12月5日傍晚，南怀仁率圣母圣心会士到达蒙古教区主教府所在地察哈尔盟的西湾子村，开始接替法国遣使会的传教事务。
圣母圣心会进驻西湾子前，西湾子有主教府、贞女院、圣堂。村中有信徒余人，信徒们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如瞻礼、圣体游行、避静、下会等。有修道院一座，有30多位修生，是当时蒙古教区最大的教育机构。西湾子还建有男女小学校，其中女校有学生60余名，年龄在8-13岁。学校有男女教员数人，另有一些教员，专门负责去邻近村落，教村民粗识文字。西湾子还设有印字局一所，用以刻印课本。贞女院负责管理一所育婴堂，是天主教在内蒙古的第一所育婴院，从—年这十年内，共收养了个婴儿。
圣母圣心会接管遣使会在内蒙的教务时，西湾子地区共有25个传教站，位教友；而西口外，即长城以西的通道，有20个传教站，位教友。
年至年，圣母圣心会派遣到西湾子的传教士有费尔林敦神父、季尔神父、马也耳神父、吕之仙、阿承恩等，蒙古教区西籍神父增至16位，年还祝圣了一批中国神父。
年南怀仁任本区副主教。当时传教区域广阔，信徒分散，工作十分困难，因此圣母圣心会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了西湾子附近。同年，传教士在岱海、公沟堰、香火地传教。
年3月，赵伯多禄、赵依诺爵、姚巴尔纳伯到归化城一带传教。南怀仁在西湾子传教期间积极关心修道院、孤儿院的有关教务，并嘱咐各堂口传教士努力铲除妇女缠足陋习，提倡婚姻自由，并主张设立教会学校，天主教各项教务发展比较迅速。年2月南怀仁因伤寒而病逝于热河老虎沟。后司牧灵、韩默理先后代理蒙古教区副主教职位。
年5月巴耆贤出任蒙古教区副主教，10月抵达西湾子，12月巴耆贤召集蒙古教区的神父到西湾子商讨本区教务事宜，后决定继续向蒙古民族传教，选择西营子即南壕堑作为新的传教地点，同时向西营子附近的蒙古族传教。当时传教士们发现喇嘛教建筑比简陋的教堂更壮观，于是从年开始，他们就在西营子的商路边修建新罗马式风格的教堂，年8月教堂落成，巴耆贤为大堂举行圣堂奠基典礼。欧式教堂令当地的居民感到惊讶，但并未对蒙古人起到效果，为此传教士们很沮丧。
（二）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传教事业
“年末，关于鄂尔多斯战乱、灾荒情况的汇报使得传教士们倾向在距离西营子、归化城较近的河曲地带建立传教站，以便向那里的蒙古人传教。”[13]传教士费尔林敦驻二十三号，负责附近十多个信徒团体。费尔林敦看到二十三号地荒山秃岭，就带领村民植树。费尔林敦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当地信徒、蒙古人医病。他在与蒙古人交往中学会了蒙古语，从而激发了他向西边更多的蒙古人传教。
年，准格尔札萨克贝勒扎那噶尔迪在途经西营子时，为西营子的新式教堂所吸引，便参观教堂，并邀请传教士到他那里去传教。在蒙古王公的支持下，传教士们开始在鄂托克旗、乌审旗、准格尔旗、阿拉善旗等地向蒙古人努力传教。
1、鄂托克旗
城川位于鄂托克旗南部，在西北回民军对伊克昭盟的军事行动中，城川一带也遭到破坏，许多蒙古牧民逃到附近避难，回民军撤退后，当地人陆续返回。年传教士们恰逢其时，费尔林敦、德玉明等对这些牧民进行了安置，还借给牧民牲畜、农具、种子，吸引了几户牧民入教。年费尔林敦又在乌审旗乌龙建立传教站，有一些蒙古人入教。正当传教士们热情高涨，计划扩展工作时，鄂托克旗、乌审旗的蒙古官员严禁本旗的蒙古人与传教士接触，致使传教工作陷入了困境。而年北方各地的旱灾给传教士带来了新的希望，严重的旱灾迫使一些蒙古牧民加入教会。此后，巴音陶海、治贝特、克贝等地的蒙古教民也迁到鄂托克旗。
年，闵玉清、桑桂仁集中力量在巴音陶海传教，但直到年，才有几户蒙古人受洗入教。直到年黄河水淹没巴音陶海为标志，传教士们不再把蒙古人作为主要的传教目标，开始转向汉族。后来他们得知三道路河附近土地肥沃，居民多为贫苦汉人，就前往三道河一带传教。年三盛公教堂落成，面积近平方米，能容纳3千多人。教堂东、西两侧分别是男校和女校。当时各地匪患不断，于是又在教堂四周修筑了长米、高近7米的围堡。因此，许多难民、灾民为生活所迫，纷纷加入教会，这种传教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准格尔旗传教的南治灵、杨广道也通过救济灾民吸引了多名来自山西、陕西的灾民和当地的穷人入教。[14]到年前，小桥畔、宁条梁等地都建起了教堂。
2、归化城
年，巴耆贤、玛弟亚来到归化城，计划以归化城为向西发展教务的中间站。巴耆贤以两白银的价格在旧城北门外购买了一处店院，准备修建教堂、开设育婴院，但却遭到了地方官员、商农的阻挠，直到年归化城同知庚棫病故，由玉珊接任。年，绥远城将军定安离职，由善庆接任，传教士才购得了这块土地。他们修建教堂，开设育英院。“从年到年先后有杨广道、南治灵、吕之仙、高达道、陶福音等8位神父在归化城传教，入教者寥寥。”[15]因此，归化城成为传教士们的中转站。传教士们去附近三合村、舍必崖村、迭力素、什拉乌素壕等地传教，但入教者不多。
3、包头等地的传教活动
年，德玉明和其弟德玉亮等传教士到包头时，遭遇当地居民的抵抗，他们无法在市区建立传教站，德玉亮就在包头城郊购买了一小块土地，修建育婴堂和传教士住所。但传教事务发展缓慢，德玉亮最终放弃了扩建教堂。同年，德玉明到达巴彦浩特，试图为当地的贵胄子弟建立一所免费寄宿学校，以宣讲教义，但由于生活费用较高，资金严重缺乏，导致计划落空，传教士也最终离开此地。
这一年，费尔林敦等传教士到宁条梁镇及附近的定边县、靖边县传教，此地的商业已有所恢复，镇上的居民不太需要传教士的救济，导致入教者寥寥。
年，在准格尔旗尔架马梁传教的陆殿英上书巴耆贤主教，告之此处土地贫瘠，农民生活困难，有些信徒背井离乡，另谋生计，请求拨款，并另选地点传教。此上书很快得到批准。陆殿英立即携款北上，选择了土默川一带为新的传教点，遂购买了黄河北岸的一处荒地，即今之二十四顷地所在地，开始筹办开垦事宜。起初尔架马梁的信徒每年春来冬归，到二十四顷地开垦种地，后因频繁往返，造成生活、生产不便，于是年尔架马梁多数信徒都迁到二十四顷地定居，开始建立小教堂、学校。年，创办育婴院，院内收养的弃婴与日俱增，在当地影响很大，进一步带动了当地教务发展。年，董明允任本堂教牧，将二十四顷地的部分信徒迁往大喇嘛窑子、高商人窑子建立新的传教基地，并设立要理书房。还购买银匠窑子、程奎海子、小淖儿村的数顷土地，计划日后发展教务。此后二十四顷地的信徒还向巴拉盖、苗六泉子、银匠窑子、三道河子、白沁井子等村传教。到年前，各地发展信徒人，望教者人，有西籍教士27人，华籍教士1人，修道院1所，修道生26人，男学校30所，学生人，女学校21所，学生人，育婴院4所，女婴人。[16]
4、集宁等地
年、年巴耆贤两次西行视察教务，路经七苏木，即现在的玫瑰营一带，发现这里土地辽阔，移民较多，但没有信徒，于是派传教士到此传教。年刘拯灵前往七苏木筹办各开教事宜，地商冀永祯积极参与，并帮助领取了开地执照。当时为了吸引移民加入教会，教会给予承租土地者许多优惠，如提供籽种农具、口粮、耕畜、降低租息等。于是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不断增多，前来垦殖。年，刘拯灵在七苏木兴建了教堂。随着移民的增多，教堂所租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多，至年教堂的土地已达多顷，年开始刘拯灵常住本堂。年，传教士们面日益增多的信徒，小教堂已不能容纳，便筹款准备重建教堂。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工程暂停。
年后，各地教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传教士们陆续返回原地，重建教堂，恢复教务，投入新的工作。
5、包头地区
庚子年前，各地教堂都无城堡和设备，但经过义和团运动，传教士感到修筑城堡是自卫、保护教堂的方法。年，传教士们在二十四顷地投入一万三千银两，大兴土木，修筑城堡，此城堡高大宽厚，便于防守，为绥远地区城堡之冠。年投资七千银两，修建大经堂，其南端修建起一幢高30余米的钟楼，最高层悬挂着大铜钟三口，每口重约公斤，并修建要理学校，之后建立了小学。
传教士们还在小巴拉盖修围堡、圣堂，并开设育婴院，设男女养老院各一所。年建立公学院一处，招收学生二十余名。自年至年此村新增之信徒多名。[17]儿童也随之增多，特设立男、女初级小学各一所。
二十四顷地总堂和附近各堂经过几年的重建，又恢复了传教的活力，传教士们一边传教，一边开展慈善事业。年，南怀义在三和城塔、黑训营子开设新堂、育婴院。后因人力不够，将黑训营教堂事务转给五惧牛窑堂管理，育婴院的人员迁往大沙街、黄花坪、三格架等地，并计划与沙拉齐南联合，共同发展教务。随着传教点的增多，传教士极度缺少，为此二十四顷地教堂成立传教先生训练所，收学员近50人，派往附近各地工作。同时，庚子事件后，各地弃婴不断增多，二十四顷地的育婴院已不能容纳，遂扩建育婴院，增设房屋数十间，可容纳余人，此时是育婴院最盛时期。
年，二十四顷地教堂还成立了男子安老院，专门收容残废、无依无靠的人，每年收养近30人，每到夏天，发放一身单衣，冬季发一套羊皮皮衣和毡袜一对，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除此之外，教堂还广施救济。年，天旱欠收，民不聊生，教堂开仓放粮，大施赈济。年，地方干旱、匪患不断，民生穷迫，各地乡民苦不堪言，纷纷逃难于二十四顷地教堂。为此教堂建房数10间，免费为逃难者提供住宿。
年，绥远地区鼠疫大作，二十四地村有村民染疫，同时传染村中他人，有13人染疫而死。对此，教堂严加措施，将死者之衣物、用具和房屋全部焚烧，并严禁全村居民出入往来，以防传染，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漫延。
年，沙县保卫团与哥老会暗中勾结，连同各区忽然哔变。由县城内逃来二十四顷地之公务人员的妻室甚多，教堂尽行收容安置。[18]年各地大旱，土匪横行，民间积粟尽被糟蹋，造成严重灾荒。饿死人民甚多，卖妻卖女者比比皆是，逃往山西者不绝于途。二十四顷地则有天主教堂竭力救济，全村信徒，虽有饥饿之感，但无人亡、流徙之痛。[19]
年黄河水猛涨，二十四顷地东、西、南三面的田禾都被水淹。金家圪堵、五把树村的村民受灾严重，生活困难，于是二十四顷地教堂放粮赈济，使两村的村民得以生活。
对于教育事业，二十四顷地也很重视。年，二十四顷地就成立了一所初级小学，次年扩建并增加了设备，正式命名为二十四顷地初级小学，只招收男生。年新建女子小学一座，专门招收女生。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顷地教堂为全面提高信徒的教育程度，特开办了幼儿园。一方面可以补救家庭教育之不足，另一方面可以改进学校教育之基础。二十四顷地的儿童入学年龄较其他乡村为早，在当时也是一件进步的事情。此幼儿园从倡办开始，成绩显著，受到人们的重视。
据东京宫本印刷所年出版的《蒙疆天主教大观》一书中统计：从年至年间，传教士们在包头大量购置土地，修建教堂，发展信徒，创办学校，发展神学教育，办婴儿院，养老院，开展救济事业。教堂由7处发展至22处，信徒由人发展至30，人，有司铎25人，均为比利时籍，男女传教士44人，初级小学38所（其中男24所，女14所），学生数为人（其中男生人，女人），教师49人（其中男24人，女25人），育婴院15所，婴儿数人，养老院2所，人，诊疗所23个。[20]
6、归绥地区
年后，圣母圣心会将更多的力量集中在了二十四顷地，而归化城并没有建造大堂，只有几间普通房屋，供传教士们过路时暂用。但归化城附近的教堂开始重新修建。年归绥南面的舍必崖教堂修建，长近40米、宽12米、高10米，内有两排12根石柱，北端设有祭台，南端有音乐楼，成为当时归绥附近最漂亮的教堂。之后陆续重建什拉乌素、迭力素、三合村、永圣域、伞盖等地的教堂，并扩建了育婴院、学校。迭力素的学校不同于以往的教会学校只学习教理，课程设置全面、正规，教员都在和林师范讲习所受过培训，而且村里的儿童都有机会入学，邻村的儿童也有来入学的。
直到年，归绥天主教堂大兴土木，耗资5万现洋，建圣堂一处，堂内实用面积25方丈，高5丈，用青砖20万块。另建一座30米高的钟楼，内有选自欧洲的铜钟。同时在新医院一所。年，外籍医生纳博士在此进行医务工作。医院占地亩，院内有花园。医院设有内外科、眼科、产科、小儿科、电疗室、X光科、化验室、换药室、消毒室等，有床位张，并建有图书馆、暖气锅炉房等设施，医疗设备齐全，是当时方圆五百医院。医院门诊每星期平均接待人，住院病人经常保持在人左右，最多时达到—人。医院对染疫的病人和负伤的士兵免收治疗费。医院还派修女们去监狱、难民所免费为病人诊疗。医院另设两诊所，医院附近，一处在归绥旧城，后者由修女负责，免费诊疗。两诊所日均接诊量有百人。医院还附设有男女护士学校，培养护理人员，为归绥、热河、宁夏等地诊所服务。[21]
年后，传教士们改变过去的想法，即乡村比城市容易传教，努力在城市传教。传教士们在归绥市旧城水磨街九号购地55亩，新建哲学修道院一座，共培训学生多人。年大饥时期，来教堂求赈的人络绎不绝，传教士们施赈救济，从不令求赈的人空手而去。同年，舍必崖教堂收留弃婴多人。从年至年，舍必崖育婴院共收留弃婴多人。据年伞盖教堂收留孤儿21人，孤寡老人6名。
7、集宁地区
年后，玫瑰营教堂开始重建，年教堂落成，玫瑰营大堂南堂门顶上镶有“年建”字样。面积近平方米，可容纳近0人，成为当时集宁地区最华丽的教堂。之后教会租种的土地大量增加，信徒也与日俱增，逐渐形成以玫瑰营子为中心向外发展的信徒村落。先后成立的村子有官村、老平地泉、大土城、哈拉沟、圣家营、大六号、乌素图、红格尔图、格化司台、西井子等。玫瑰营子下设三个分区，西南至凉城一带；北区至陶林、后旗、商都地区；中区至平地泉、沙卜、官村、纳令沟、大土城、小土城、大六号、二十三号等地。其中二十三号地教会成立较早，许多信徒在圣母圣心会向西发展的过程中，都参与教务工作，在玫瑰营教堂建立初期，他们都是首批垦殖者。
二十三号教会的分堂有二道河、窑子沟、大库联、张皞、薛家洼、兴胜庄、长胜夭子、包家营、班定营、陶卜夭子等地，并开办小规模学校，招收村里的学生，免收学费，供给书籍文具。二十三号地的育婴院在灾荒时期，收养婴孩多人。在二十三号地的分堂中，窑子沟教堂发展突出。教堂为村民建筑粮仓一处，方便村民秋天储粮，到春天凡需要食粮与籽种者，可以向粮库借贷，同时用还回来的粮食挽回牛羊，救济无依无靠的穷苦者。当时黄传真司铎任本堂，他还出资开办牛奶厂，养奶牛近百头，帮助穷人。在他任职期间，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扩建学校、宿舍，办学条件良好，村民的孩子纷纷入学。教会还开办了家政学校，共招收学生55人，学习缝纫、裁剪、印染、种植、饲养、卫生知识等，受到村民的好评，并吸引了附近的村民加入教会，如兴和县城内的信徒请求窑子沟的传教士在当地兴建教堂，年教堂落成，同时开办育英学校，学校管理严格、师资力量雄厚，学校收取较低的学费甚至免费，成为当地一所有名的学校。到年，兴和县城内信徒达多人。玫瑰营教堂附设要理学校、育婴院、养老院、学校、诊疗所。玫瑰营诊疗在当地很有名，平均每年诊治病人近2万人次。
年，玫瑰营教堂开始修建修道院，修院献给“中华主保，大圣若瑟”，奉圣若瑟为主保，在修道院北门门顶上镶有“若瑟修院”四个字。年，玫瑰营修道院校舍全部落成，8月由平地泉修道院迁返玫瑰营修道院，并正式开始招生，共设三个班，即七班、六班、五班。修道院从六班开始设置中学课程，教授拉丁语；从四班开始学英语。尹恒明神父任院长，陶开化神父为修道院神师，葛立模神父为英语教师，万贵礼为数学教师。其他教职员有邹博施神父负责总务，教师有庞秀仁，高海熙、许德、庞允仁、张汉雄、刘景惠、熊英、左万库、董诚等。年，尹恒明调任南壕堑，圣母圣心会派杨神父接任，第二年聘西湾子修道院教务长任玉如神父任院长。年至年，庞允仁任院长。
玫瑰营教堂在修道院建成后，为了培育公教青年，又成立了文化学院、女子师范学校。教会在教堂院东米处买了一处房院，共有正房八间，作教室、办公室用，东、西两侧有配房，西房作饭厅、自习室，东房作宿舍。年秋季共招收20多名来自玫瑰营、平地泉、官村的失学青年入学。同年还建立女子师范学院，又称作玫瑰营五校。修女们负责学生们的食宿。闻迅报名的学生共有30多人，第二年又成立一个年级，招收学生20多人。两年后，由于资金困难，学校停办，学生们整体迁入献堂修女会。
献堂修女会于年秋正式成立，有学生50多名，因多数是五校学生，所以学习成绩优秀，纪律优良，为修女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年第一届五校学生张熙兰接任院长。当年23岁的张熙兰上任后，在全院实行民主办院，并组成了五人组参议会委员会，官村的南芬勇、平地泉的杨莲芳为参议，官村的王秀峰为修会总会计，大士城的王德纯为初学院司长。鉴于修会负责人年青化，年派比利时籍高东升为神父，年派比利时籍雷有望为神父，年派比利时籍田种德为神父，年派比利时籍善秉仁为神父。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修女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修女人数最多时达人，服务于各堂。之后，又在平地泉、官村、凉城新堂、井沟子、哈拉沟、三各堂、圣家营子、望爱村、三义堂、大土城等地成立献堂分院，每个分院至少有5人，而官村、平地泉、凉城新堂、井沟子各堂则有14人，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学校讲课，同时兼医务、缝纫工作。
当时，各大小堂口都设立教会学校，玫瑰营、官村、平地泉、大六号、凉城等地的教会学校课程设置规范，按规定小学课本授课的同时穿插些宗教课和经言要理课。而在复活村、教堂地、麻盖村等小堂区的学校主要教授经言要理课，各校的经费由教堂和学生共同支付。教会学校还编印《袖珍圣教日课》、《圣歌选集》、《经文摘要》、《要理问答》、《简言要理》等书籍。
此外，在玫瑰营子有座著名的圣山就是磨子山圣地。年后，传教士们开始选择一处有河流、山丘的地方作为朝拜的圣地。磨子山的自然条件成为传教士们的最佳选择。传教士们带领玫瑰营子及附近信徒每年不定期的去朝拜圣母，久而久之，邻近磨子山的信徒为了求恩、谢恩、许愿、还愿，也多去磨子山朝拜圣母，后来为了统一参拜，就选定八月二日圣母玻俊古拉占礼为共同朝圣日。起初信徒们在山上选择一块比较平坦的地面，在略高处摆一张圣母像，信徒们跪在那里朝拜圣母。随着朝圣者的增多，教会又将这块地扩建，附近信徒络绎不绝，逐年增加。年，又在此修建了一座长20米，宽18米，高近8米的别具风格的小圣堂。至年，先后有刘拯灵、凤各德、陶维亲的、濮司铎、邓维道、鲍汪潭任玫瑰营堂神父。玫瑰营教堂筹款在红格尔图建小教堂一座。红格尔图教会以红格尔图之战闻名全国。年日伪军近万人围攻该村，全村信徒与多名抗日战士同仇敌忾，取得了胜利。
集宁教堂修建于年，教会在集宁购地一块即现在的五马路，并盖房十二间，储存粮食。因集宁信徒较少，只有几家经商的信徒，教堂较小。随着信徒的增多，年后扩建教堂，并修建平兰中学，招收学生。罗马传信大学硕士生刘国恩司铎任校长兼集宁本堂，辅仁大学毕业生庞世宏任教务主任，邓作光任训育主任，李树宝为总务主任，庞秀仁、赵登瀛、南文枢、刘治中、张汉雄、熊英被聘为教员。学校的学制与课程设置全面，管理正规。
年，教会为了提高小修道院的教学质量，将小修道院的高年级学生迁到平兰中学合并上课。同时教会还在桥东二马路买房31间，作为修生的宿舍、教室、小教堂。学生每日去平兰中学上课，早晚不误宗教生活，每晚与星期日学习拉丁语和其他宗教课，共有修生60多人。
年前凉城附近的教会已拥有多顷土地，义和团运动后，教会用获得的赔款购置更多土地。新建教堂面积多平方米，内有26根石柱北端有三座祭台，南有音乐楼及钟楼。同时，土台子、泉卜子、大圪塄、狮子凹、新农村、十号等地设有弥撒点。凉城教会有自己的传统。每年在圣体圣血节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称为“主保瞻礼”庆典。凉城县所有的教堂都要过主保瞻礼。
年4月11日，罗马教廷颁发文件，在中国实行教会“圣统制”。同年7月6日，教廷将中国教区划分为20个教省，84个教区，35个教会行政区，主教区总数共个。内蒙古地区属“蒙古教省”，下设绥远、集宁、西湾子、宁夏四个教区，教省总主教座堂高在归绥市。年，西湾子教区部分划归河北省；从宁夏教区中划出阿拉善、巴彦淖尔，成立巴盟教区。[22]
三、天主教传教事业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贡献
天主教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北部边疆发展传教事业，不断调整传教策略，尤其是配以发展边疆地区的教育、科教文化、医疗慈善等工作来进行传教士主要的策略之一。与中国内地相比，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有其独特性，如地广人稀、语言文字多样性、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多元宗教并存等等，使天主教的发展更具有挑战性。回顾以上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对其进行总结。
第一，传教士人才的培养。天主教传教士为了来边疆地区传教，他们要有提前的准备。因为他们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了解甚少，他们只有一点就是从上帝领受的呼召，甘心情愿做一个传教士。无论去到哪里，只要有上帝的同在，就可以去。在传教士心中去到北部边疆是具有特殊呼召的人。有自身心理的预备、身体素质的锻炼、家庭后盾、知识的装备、资金的支持等。
第二，语言文字的交流。天主教各差会为了培养一名合格的传教士，在前期，本人明确自身的呼召时都会经过严格的训练，要具备自律的生活和广博的知识。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上，有汉语的学习，而为了去边疆地区，更要学习蒙古语。还有部分传教士为了更好的学习蒙古语，来到当地与当地的蒙民互相学习，学习好的传教士，不仅可以用蒙古语传教布道，更进一步是听说读写，写作提高以后可以从事教义的翻译工作，如翻译蒙古语圣经和布道手册等。
从一、二点分析，传教士在出发前，虽然已经对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现状有所接触，但仅仅是理论知识的认知。有些曾来过中国的旅行家、探险家和布道家会留下一些日记，这为传教士提供了新的视野。
第三，教育、医疗方面。传教士只身一人在当地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团队，除了西方不断差派传教士，各差会也尽可能多的培养当地的传教士。首先创办教会学校，设置语言课程，其中有拉丁文、汉语、蒙古语。教会学校在创办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扩大招生范围，当地的学员可以入学，也开办各类综合课程。教会学校也成为边疆地区近代化教育的一分子。在医疗事业上，传教士将西医药引入，为当地百姓治病，医院，是为当地看不起病的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刘春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年。
[①]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徐家汇圣教杂志，年，第页。
[②]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北京：中华出局，年，第5—32页。转引自[韩]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29页。
[③]宝贵贞、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8年，第页。
[④]《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第页。
[⑤]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光启文化事业出版，2年，第13页。
[⑥]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光启文化事业出版，2年，第13页。
[⑦]古伟瀛编：《塞外传教史》，光启文化事业出版，2年，第10页。
[⑧]《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第页。
[⑨]雅克玲·泰夫奈著，耿昇译：《西来的喇嘛》，山东画报出版社，5年，第53页。
[⑩]宝贵贞、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8年，第页。
[11]又译南怀义。
[12]又译作斯构德。
[13]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7年6月，第页。
[14]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2辑，年，第页。
[15]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7年，第页。
[16]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协东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包头宗教史料》，第页。
[17]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协东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包头宗教史料》，第页。
[18]天主教内蒙古呼和浩特神哲学院：《天主教内蒙古传教简史》，（内部资料），第63页。
[19]天主教内蒙古呼和浩特神哲学院：《天主教内蒙古传教简史》，第63页。
[20]包头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政协东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包头宗教史料》，第页。
[21]宝贵贞、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8年，第页。
[22]宝贵贞、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8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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