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的遭遇
已经在戴高乐机场耐心等待了二十多个小时，由于是下榻在非正规的“床铺”和“房间”。所以，一觉醒来比不睡觉还痛苦。我们三人此行目的地是西非的尼日利亚，在那里有一个商务谈判将在我们与拉各斯财政部之间进行，昨天上午，就从阿尔及尔飞抵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这里是国际上比较大的一个飞机中转站，很多来往与世界各地的旅客，在此地换乘另一架飞往目的地的飞机。戴高乐机场的服务水准相对来说还是不错，服务员和蔼可亲总是一副笑眯眯的面容，一般有什么疑难问题，工作人员都能热情地解答并给予帮助。在侯机厅里，售卖的商品琳琅满目，尤其是法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红酒和香水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各种肤色的旅行者。
下午三点五十分，我们乘坐的法航飞机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拔地腾空，向神秘的西部非洲前进。之前，我们在北非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这几个国家的人种与南欧相近，建筑风格也是欧式（曾经是伟大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身处遥远神秘的阿非利加。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又一个中转站马里。跟着下机的队伍悠悠而行，一想到又要有近十二个小时的等候，心中感到无比的烦恼。这种情形让人联想到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乘坐质量低劣的火车长途跋涉，还要在中转时躺在某个火车站的广场遥望星空。从抵达这个说法语的西非小国马里开始，事情的发展就开始出乎我们的预料，也超出了我们三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飞机场往往是高质量服务的代名词，这里汇聚着高等级动物-----人类里的精英。除此以外，还应当有森严壁垒似的安全保卫，一丝不苟的工作人员。但是，马里的airport不是这样，完全不是我们经验中的想象……
这里还是需要交代一下我们三人的背景，徐先生：北京某公司总裁，只会讲带地方口音的中文。石先生；北京某公司国际部副总经理，能讲流利的让波兰人自惭形秽的波兰语和少量的英文。我--北京某公司国际部总经理，除了会讲中文，还会说howareyouIloveyoufuckyou等几句蹩脚的英文。翻译此时正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等待着与我们会合。
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是飞机中转，是不能走出中转国的机场，除非是有这个国家的签证，或者两国有互免签证的待遇。我们在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中转时，根本没有办法走出机场半步，尽管，对这个以著名的艾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卢浮宫闻名于世有着悠久历史的美丽国度充满好奇。
我们一行三人跟着下飞机的人群慢慢地挪动到侯机厅的一个门口。这里聚集着一群黑人，他们着装很随便，没有穿一般的机场工作人员应当穿的制服，而是有的穿西装，有的穿休闲装，你可以认为他们都是工作人员，也可以认为他们都不是工作人员。石先生拿出机票和护照，走到一个看起来面目和善的年轻人跟前，连说带比画地表达着我们要在这里中转到拉各斯的意思，他点点头好像听明白了似的，并且很主动地推起我们的行李车，让我们跟他走。他带我们穿过两道门来到一个有一百多平方米左右的大厅，让我们在一排木制椅子上坐下来，要了5美圆的小费，挥了挥黝黑修长的手和我们再见。我们对在异国他乡遇到的这种“雷峰精神”深为感动，连声道谢:“Thankyou!Thankyou!”。
一段旅程总算结束，只等第二天换乘另一架飞机。这时环顾四周，黑压压一片，除了我们几个“帅气”的黄种人，都是第三世界的“受苦受难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兄弟姐妹，我们几个夹在中间就像黑夜里的三盏明灯。大部分旅客或者轻声地交谈，或者安静地沉思，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忽然，有两个年轻的黑人来到我们的身边坐下，毫不避讳地用充满邪气的眼睛盯着我们。其中有一个开口问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也没有什么戒备地顺口回答从北京来。实际上，这个仿佛不经意的一问一答恰恰传递给对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现金。几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习惯性地延续着在国内的使用现金的爱好，到国外了，自然是带有硬通货——美金。我们的黑人兄弟当然具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个人继续盯在我们身边，另一人很快站起来走到五米开外的公用电话旁，拿起电话一边斜视着我们一边在和另一端的人嘀咕着什么。从对方的神态上可以判断，我们要有麻烦。我对身旁的徐先生和石先生说到：“那个家伙好像不怀好意，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到里边一点，那边有警察。”说着，我们拿起自己的旅行箱挪动到另一边。
这时，那个打电话的黑人带着一个肥胖的女警察来到我们身边，并伸手让我们把护照拿出来，“passportpassport”,女警察大声地喊着。我们当然认为她是履行职责，就把三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递了过去。她拿着我们的护照很快地一页页地翻动着，最后冲着我们说道：“visavisa”。我们很快地明白，她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签证，我们几个实在没办法表达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但也很清楚自己实际上已经出了机场，属于非法入境。我们等于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来到人家的国土上，那个带我们出来的“热心人”显然是蓄意所为，我们被黑人兄弟暗算了。“他妈的！”我们不约而同地骂着。女警察什么也不说拿着护照转头就走，我赶忙小跑疾步跟上，想把护照要回来，结果，遭到坚定的拒绝。
没有了护照既意味着我们那里也去不了，我们就会成为没有身份的人。护照是出国在外的公民的护身符，在我国政府颁发给本国公民护照的第一页的醒目位置上有这样两行中英文对照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我们也想到了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我们甚至无法向别人表达我们的要求。只要有人会说中文我们就有救了，在这里要想遇到能说波兰语的人那可以说不是在幻想就是在做梦，悲哀的是两种可能都没有出现。只有听天由命了。
这时，那个打电话的坏蛋出现了。他费劲地用肢体语言传达着这样的意思：因为你们是非法入境，将要被送进监狱，并且将要遭受毒打，他故意做出两只手并在一起被手铐锁住挨打的样子吓唬我们。接着，他又拿出一张一百美圆的钞票说，你们只要给那个警察钞票，她就会放了你们。我们当然不能示弱，顽强地用表情显示着我们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会向你们这些绿豆般小国的流氓瘪三屈服。我们商量决定不给他们钱，看他们能怎样。我们感觉自己无论如何也是有三十多年的生活历练，东山打过狼，西山放过羊；敲过寡妇门，挖过绝户坟。我怕过谁？可是当时没有想到在人家的地盘上，谁又怕你们呢？
正在我们实际上忐忑不安的时候，那个胖墩墩的女警察又带着两个男警察向我们快步走来，并且强行让三个中国人轮流走进一个挂着门帘的小房间，我不知到他们两人的待遇，反正我进去以后被要求脱光其他衣服，只剩一条内裤遮羞。搜查我的警察把我身上的衣物和背包翻了个遍，因为提前有所准备，身上的美圆藏得比较隐蔽，没有被发现。几个警察凶狠的盯着我们说：“visavisa!”，他们用合理的训斥在试图摧毁几个远离故乡的中国人的意志。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又转身离去。我跟着那个女警察来到一个像是机场派出所的地方，想通过一种友好的态度要回护照。几个警察议论着什么，没有给我一点点希望。
时间在慢慢地消失，一晚上的交涉和应付让睡眠成为奢望。到凌晨五点种左右的时候，前往拉各斯的旅客已经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而我们没有谁来关照。当天下午在拉各斯有一场预约的会谈在等待着我们，如果拿不到护照，就无法搭乘这班飞机在会谈前赶到。我们实在不愿意失约于人，三个人商量以后，决定做出一定的妥协，原因是毕竟我们现在算是非法入境，如果机场警察拿不到好处，拖着不给护照，最后的结果是把我们滞留在机场，无法按时抵达尼日利亚。我把那个讨厌的女警察叫到身边，问她需要多少钱后可以把东西还给我们，这家伙指着我手里当样品的美圆，表示三百可以放行。大家商量了一会，为了商业上的顺利就委屈一些，满足她的强盗般的要求。当我从信封里掏出三百美圆极不乐意地递到那只肮脏的手中时，这家伙只还给我一本护照。狗东西说话不算数，我们没有时间和能力和他们继续交涉下去，又僵持了三十多分钟，眼看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没有办理登机手续，最后，又只能不情愿地拿出六百美圆换回了另外两本护照。随后，急忙穿过封锁线，来到了真正的那个中转侯机厅。至此，我们已经被整整折腾了十一个小时。
我们坐在侯机厅的矮小的椅子上充满着一脸的愤怒与无奈，疲惫和困乏同时作用在身体上。扫视了周围一圈，好像都是黑不溜秋的非洲人。以前，从小被灌输在记忆里的多是非洲人民勤劳、朴实、善良，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殖民主义者的猎夺和残无人道的统治，而今天我们的遭遇使自己完全改变了固有的看法。我们可以相信大多数的黑人是良民，但今天马里首都机场内的工作人员、外面的流氓、以及最应当捍卫正义的警察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的是无法无天，坏人横行。我甚至极端地盼望给所有的黑人重新带上脚镣，尽快恢复奴隶制。这次，不仅仅运到美洲大陆，得给咱们中国运上几百万头。我会强烈要求买回几个，然后尽性地奴役他们。当然，这些都是怒从心头起时的不理智的情绪。
登记时，我很纳闷的是，法航的机组人员再一次地进行了已经进行过的检查。我们终于明白，他们并不相信非洲人的工作质量，为了飞机的绝对安全，他们又不厌其烦地重新来过。我不知道那些黑人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被别人当面明确地表示不信任难道不是一种侮辱吗？
当天中午，我们终于抵达尼日利亚的第一大城市---拉各斯。
-3-26于北京
王大舅-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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