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一个平年，农历是丙午年（马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濒临大西洋的纽约港口，英国白星公司的一艘豪华客轮正启程前往欧洲。船上载有中国光绪皇帝派往西方国家考察政治制度的考察团。有一本研究北京的著作是这样写的：“年，作为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清政府派遣一个政府官僚代表团到海外去学习‘洋务’。”这个考察团是年冬出发，年夏回国。根据当时的报纸《时报》报道，慈禧太后伏案三个多小时，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考察大臣们上的奏折。年9月1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开始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年对于辛亥元勋陈英士来说，意味着同样重要的一次改造。这也开启了他此后光彩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的夏天，离开家乡只身来到上海已三年的陈英士，在弟弟陈蔼士（其采，时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统带）、同乡又是世交的杨信之（菱湖人，湖州旅沪公学创始人之一，后被聘为国民政府农商部顾问，授二等嘉禾勋章）还有朱五楼（荻港人，上海钱业公会首任会长，后为陈果夫岳父）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深造。
陈英士（——），又名陈其美，号无为，曾用名朱志新，别署高野英一。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卯时），陈英士诞生于湖州城五昌里陈家老屋中（现为陈英士故居，今人民广场南白地街西侧与广场前路昔称府学前相交处）。“五昌里”，意为五世其昌，据传陈氏从十四世祖到十八世祖都为官，五世不衰而得名。
进门天井里有常青树数株，半墙上有“锦峰起秀”四个颜体字，过半墙有楼房，此楼便是陈英士侄果夫、立夫出生处。“锦峰起秀”直指湖州陈氏家族源自吴兴归安县的锦峰东林。
陈姓据考证出自（左“女”右“为”）姓，远祖为虞舜，至周武王伐纣时，舜32代孙遏父为陶正，周武王依靠遏父的帮助才取得了伐殷的胜利。由于遏父功勋卓著，武王把大女儿太姬嫁给了他，遏父和太姬生了一个儿子名满，被封于陈，于是以封地代姓，满的子孙们便姓了陈，这就是陈氏的由来。
陈家迁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陈缜（字邦德），相传他已经是遏父和太姬的儿子满的87世孙了，陈缜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的始祖。陈氏家族主要集中居住在东林山（又名贝锦峰）西北，由一条泽河通往的保健村，因为历代有出仕为官，因此东林“泽河陈家”名动一时。传到第17世陈应恪（字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府学前街的谷诒堂。湖州这个地方盛产蚕丝，陈家着手经营丝绸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第23世陈丰（字松庭），陈家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孝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第24世陈绚(字赓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间”的匾额。他为人和善，民间戏称为“唱坐（土方言作揖）五太爷”，曾经出资修缮湖州城里最有名的骆驼桥。
好景不长，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逐渐中落了。
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第25世陈延佑（字眷苍）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陈延佑为人勤俭谦和，家道开始好转。但是在年，陈延佑病故，家业又开始衰败，次子陈英士只好中途辍学。第二年，由杭州的亲戚吴小舫介绍，到石门县城（今桐乡市崇福镇）西横街的善长典当铺做学徒，在当铺里一干就是12年。
在陈氏三兄弟中，大哥陈勤士（其业）举业不畅，长期替人管理账房来操持家计。小弟陈蔼士（其采）15岁中秀才，后官费去日本留学，相当于湖州人口中的“读书先生”。唯独陈英士，“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个性与气质，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让家人及乡亲们刮目相看。”因此，习商贾之道继承衣钵以养家户口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陈英士的肩膀上了。
“日本之所以富强，其基本原因，在于变法维新，振兴实业。”年春，陈英士的弟弟陈蔼士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英士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同时还给了基本中译本进步书籍，这让已在当铺干了12年仍是学徒的陈英士感到自己“见闻于隘”。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英士决心只身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年陈英士到上海表叔杨信之创办的同康泰丝栈里担任一名助理会计。当时上海是国内学生爱国活动的中心，也是反清活动的中心。他在工作之余，研究我国与海外贸易情况，企图改革。
同时，他还在科学仪器馆理科传习所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由此结识了蔡元培，同时，还结识了于右任及同乡张静江。于是，他经常出入中国公学，与革命志士相交往。陈英士在他们那里听到了很多革命道理，看到了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出版的书刊和文章，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随着见闻益广，识见益宏，陈英士逐渐萌发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对当时的职业不满，产生了“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陈英士先生年谱》）的感慨，特别是年5月12日，《革命军》作者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在纪念会上致词“特别警策”，陈英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启示，“决计抛弃商业生活，愿出洋留学”。
年秋，陈英士到湖南长沙看望弟弟陈蔼士时就已经表明此意。年，在资金有着落的情况下，陈英士踏上了东瀛求学之路，而这也正开启了他新的人生旅途。
身到日本东京后的陈英士，先入东京警监学校，被编入第三班，学习警政法律。“这是当时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要培养新型警察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一所学校。陈其美入学以后，结识了很多同学，如周淡游、庄之盘、魏伯桢、卢钟岳、周骏彦等。”（《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应该说，结识了一大帮流日的爱国志士是陈英士留学日本的最大收获。在此期间，陈英士化名“无为”，在陈家鼎、宁调元等主办的革命刊物《洞庭波》上发表了题为《吊吴君樾》的五言诗，对舍身炸清朝五大臣的吴樾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它可以说是陈英士立志革命的宣言书。
这年冬，陈英士与孙中山得以见面，有说是宋教仁介绍。笔者以为有可能是同乡张静江的引荐。因为张静江与孙中山是在年8月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张静江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是孙中山眼里的“革命奇人”。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在香港养病时履行入会手续），之后他曾便积极将自己的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同乡陈英士是张静江多位发展会员之一也在情理之中。
在孙中山寓所的密室里，陈英士举起左手，对着会旗宣誓道：“联盟人，浙江省吴兴县人陈其美。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一任众处罚。天运丙午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
宣誓之后陈英士正式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立志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因为孙中山在年就被清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出境，陈英士就成了孙中山亲自监誓的为数不多的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这也为他后来受到孙中山重视的原因之一。
加入同盟会，是陈英士在民主革命道路上跨出的决定性一步。自此以后，他“遍交俊杰谋国之士”，更自觉地投入革命运动。“因对东京警监学校管理制度等的不满，年秋，陈英士与庄之盘等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东斌陆军学校是孙中山请托日本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干部，创设费用则由孙中山筹措。”（《陈其美评传》）
与此同时，陈英士先后结识了宋教仁、黄兴、徐锡麟、秋瑾、谭人凤、褚慧僧等人。并在黄兴的启发下，组织了“军事体育会”。准备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
年是一个闰年，是农历戊申年（猴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对于讲究吉利的中国人来说，带着吉利数字“8”“9”的年份，并没有带给中国人吉祥如意。相反，这一年，“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老佛爷”慈禧太后相继离开了人世，“清朝政府由于光绪、慈禧先后死去，忙于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也不得不作出几分服从民意的开明姿态。”（《张謇传》）但当朝立宪政体的推进依然无法阻挡民主革命活动在封建时期中国的前进步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动荡不安的时局只能给中国民众增添痛苦。
年开春，由于革命的需要陈英士由日本返国，就这一点而言，我更倾向于是政治目光敏锐陈英士，因为在加入同盟会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的重视而作出的选择，所以更多的应是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不单纯是目前大部分学者专家所持的观点“革命的需要，孙中山的派遣”。“年在他（指陈英士）30岁时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初时并未受重视，同盟会成立后的初期军事活动中，其均未参与。查《孙中山年谱长编》，在那一时期也看不到这个精悍的湖州男子的身影，足以证明那时的陈其美还无法进入决意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的决策层。”（黄波《让人为难的辛亥元勋陈其美》）这也就是说陈英士当时还没有到孙中山委以重任的地位。而笔者在查阅了《中国通史》和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通”费正清撰写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被誉为费正清版《中国通史》）有关“辛亥革命”章节，提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外，只字未提到陈英士。这除了陈英士如何精准评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之外，在初入同盟会的陈英士实在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也无形之中反驳了陈英士与蒋介石（时名蒋志清）于光绪三十三年（）在日本相识，陈英士很看重蒋介石，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一说。首先，光绪三十三年为丁未年，是年的2月3日到年的2月1日。整个年，蒋介石都在国内，其时正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年之春，蒋介石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英士已经从日本回国，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英士介绍入同盟会。在黎东方的《蒋公介石序传》中云：“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照此说，陈英士介绍蒋介石入同盟会，很可能是在上海，因蒋介石在日本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中山一派，而陈英士则是属于坚决拥护孙中山一派。那个时期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介石是在上海填写申请表，并由陈英士效仿孙中山监誓自己一样，监誓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
当时，陈英士提出要回国内，正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都在一年前失败，徐锡麟、秋瑾发动的浙皖起义也在不久前失败，二人英勇就义，国内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入了低潮。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陈英士感到异常悲痛，他决定继承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亲身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陈英士回国后立即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潮流之中，“他四处奔波，联络党人，筹办出报。但由于清政府加紧镇压革命活动、搜捕革命党人，陈其美未能顺利打开局面。他迅速调整部署，利用上海这个人熟地稔之处开展革命活动，通过表叔杨信之的关系，先在湖州旅沪公学任代课教员，逐步和湖州、宁波等地旅沪商界人士相联络，取得沈缦云、王一亭等著名人物对他革命活动的支持。”（《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然而，由于清朝政府的镇压，革命活动举步维艰，但越是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之下却越能体现陈英士的卓尔不凡。
年夏天，稍有根基的陈英士在上海天宝栈策划发动浙江举义，不幸被叛徒刘光汉（原名刘师培）出卖。时任清政府两江总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陈英士等革命党人，因陈英士外出未归而幸免，起义被迫辍止。这一起义虽然失败，但体现了陈英士全身投入革命的决心，这可从陈英士与大哥书信中可体现：“弟所图，乃国事。同志之以殉身者已不乏人，弟何忍中途自弃厥职，以负国负友耶！”期间，他创办了上海当时“最富有革命色彩”的《民声丛报》，还有《中国公报》，为革命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尤其是大力支持于右任、宋教仁等于年10月在上海创办了《民立报》，《民立报》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共产主义者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过影响。
至辛亥革命之前在革命一线两年多的实践，陈英士深刻体会到革命活动不仅要依赖根基深厚的帮会力量，还要取得财势雄厚的商绅力量支持。因为当时的上海滩商绅群体中的翘楚大都是湖州籍人士，这为陈英士的革命带来了新的构思与力量，那就是“联络商团，媾通士绅”（姚辉《陈其美评传》），这成为后来陈英士革命成功的主要资本：“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孙中山语）
有了帮会的支持，有了商绅的支持，陈英士的民主革命活动终于打开了局面，使得他从缄默无闻一跃而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从此，他便正式作为反清革命的一个著名领导人，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他的革命来了。
这里不得不说的一个小插曲就是陈英士与霍元甲的结识。陈英士吸取了此前多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不能全部依赖帮会力量，他较为敏锐地意识到从事革命还需要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年冬，正值前来中国走穴淘金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亚波罗影戏院公然表示要与华人打一场擂台，被报刊记者们一炒作，成了对“东亚病夫”的挑衅与侮辱，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伤的感情。于是，“沪人哗然”，群情汹汹。陈英士急需要把握这个机会，这时身边的同盟会会员农劲荪向他推荐了霍元甲，这正合陈英士的心愿：“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于是，一位津门普通武夫一下子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民族大英雄”“大豪侠”。陈英士借此机会，立即资助霍元甲在上海闸北的王家宅创办“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前身，年易名精武会），自然挂的是霍元甲的名头：由霍元甲主持精武技击并习军事，农劲荪担任会长。后来在精武会成立十周年时，孙中山先生曾亲自题赠匾额，书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这或许也是孙中山对陈英士的一种怀念吧！
身在上海的陈英士，一方面不断渗透入上海青帮和洪帮，逐渐拥有了在“黑社会”里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成功地以湖州旅沪公学为据点“联络商团，媾通士绅”，还通过“精武体操学校”培养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这时候在世人面前的陈英士却是“四马路（今福州路）惠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级妓院）或浙江路清和坊的长三堂子怡静别墅，以打牌吃花酒”“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林黎元《张静江先生事略》），“生性风流”“好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据署名更生的记者回忆说：“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另据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是在上海“清和坊的怡情别墅”认识陈其美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
但这些只能说明陈英士为革命目的不择手段，哪怕伪装自己；只能说明陈英士确实与当时的上海青、洪帮有类似作风，或者借青、洪帮开展革命活动。并不能说陈英士这样就是上海青帮的老大。
从手头指证陈英士是青帮“大”字辈资料来看，主要是弟弟陈其采与上海青帮老大范高头有渊源。但是范高头在陈英士到上海的两年前，也就是年就被砍头（《上海通志》），不知道怎样照顾？而且现存资料都无法确切证明陈英士是青帮成员。
年7月31日（闰六月初六）在上海浙江北路61号的湖州旅沪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会上通过了先父起草的《宣言》和宋教仁起草的《章程》，先父任交通干事，8月2日又被推为总务会议长。”（《先父谭人凤的一生》）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在外活动，在上海实际上由陈英士主持。通过了陈英士的悉心经营，“会务益振”，“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总机关，宝昌路十五号为秘制炸弹处，嵩山路十一号为隐藏军火处，打铁浜四十五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处为招待所，各省盟友随时住宿、联络、会议，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为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订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孙中山全集》)。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
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陈英士）发动上海商团、青帮及部分青年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在上海响应，11月3日在上海发动起义，起义队伍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旋发起组织江浙镇沪联军，会攻并克南京。”（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上海光复可以说是陈英士一生最辉煌的功绩。在光复上海斗争中的功绩，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扬：“武汉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武汉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南京。后武昌一失，吾党又得以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教他着尤多也。”11月5日，江苏省会苏州、浙江省会杭州几乎同时宣布独立。至12月2日，江浙沪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下游一带遂全部光复。其间，陈英士、黄郛与蒋介石“义结金兰”，长幼依次。
年12月25日上午，“沪军都督”陈英士乘建威号兵轮前往吴淞口，迎接乘坐英国籍邮轮“地湾夏号”经香港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以及跟随他来到上海的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航、朱本定、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还有美国友人咸马里夫妇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亭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等人。
年1月1日，孙中山率领大批随员，从上海沪宁火车站乘专列前往南京，于晚10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负责护送的就是陈英士派遣的沪军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应夔丞。但据邵力子（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回忆，陈英士为了保证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绝对安全，还暗中“专门派遣已经于年11月10日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化装成‘总统专列随员’，身佩双枪暗中保护。陈英士为此事专门对邵力子解释说：‘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政府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孙中山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工作，就可以放心了。’”(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
如此对孙中山尽忠尽职，自然让孙中山要重新认识这位来自浙江湖州的同盟会会员。应该说，上海的光复、任职前的悉心照顾和6天面对面的接触，让孙中山对陈英士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好感。以致于在陈英士死后，孙中山许之为“吾党惟一柱石”，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在和唐绍仪联名发表要求给陈英士国葬的呼吁书中更说陈英士“勋烈媲于黄君(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这足以说明，陈英士在孙中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癸丑年（牛年）；民国二年。出典于诸葛亮《出师表》的“多事之秋”本义是用秋季形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却发生了许多件重大事件，可谓“多事之春”。其中以“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和“3月25日孙中山决心武装倒袁”为最。
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案”经过不再赘述，但是一些资料和史学家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陈英士，主要依据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辛丙秘苑》和当时的北京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声明，还有就是有刺杀前科。但是笔者了解到当时也就是年的北京国务院总理为赵秉钧，“看到宋教仁有夺走自己权力的危险，便在袁世凯密谋下杀害宋教仁”之嫌疑，因此指向陈英士为杀宋教仁的嫌疑苍白而无力。倒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叙述有些靠谱，但是本人的特殊身份，以及文中也只是一些个人猜疑和道听途说，并不足采信。这样我倒更相信于曾任中央人民政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的马叙伦的回忆录：“这时，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凯想收拾应德闳先生的。原来应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苏民政长，刚刚碰到应桂馨暗杀宋教仁，这件事是袁世凯叫人干的，应先生把宋教仁被杀的情形通电全国，大家都晓得政府当局是个“嫌疑犯”。袁世凯因此恨死了应先生，就借一件公债案子，查办他。应先生被平政院传到北京，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门口站了一个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通信也受检查，有时是我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这也是一件故事。应先生虽则幸而无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至于陈英士的“刺杀前科”，主要是发生在年的刺杀陶成章一案。陶成章是光复会副会长，上海光复会曾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救过陈英士。但由于涉及到两个会党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不赞成断定一个任职不到一年就主动辞职的都督，居然还会垂涎一个“浙江都督”的虚位而刺杀陶成章的说法，而是从会党在得权前后的演变关系来分析，“清末会党，光复会与同盟会同根并蒂，乙巳()合流，相濡以沫，数年间威震东南，不分伯仲。丁未()之后，两会首领龃龉不断，但为反清大业，尚能共事。俟江浙独立，孙、黄得势，光复会即遭压迫，矛盾日深，冲突愈烈，相斥相煎，终致火并。”这才是“刺陶”案的真相所在，无关陈英士的为人个性，因为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周恩来文集》）。“刺陶”案让陈英士看到了蒋介石的忠心与能力，已经得到器重的陈英士开始向孙中山极力推荐蒋介石，这才有了年“孙蒋第一次单独面见”。参见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于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初见孙中山的日期，“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
宋教仁遇刺案发后，让“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这时已完全破灭，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力主起兵讨袁。”“握有兵权的同志大都做了各省都督，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对孙中山的讨袁指令大都借故推脱，坚决支持的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和上海的陈其美。”（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年“7月12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广东独立。之后，福建、湖南、四川也陆续响应。陈英士于7月16日在上海起兵，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7月19日，上海宣布独立，并发布了《讨袁宣言》。可是，在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下，各省讨袁军都先后完全失败。陈英士的部队在几次攻打制造局都未成功，而上海海陆军又被袁世凯收买的情况下，逐渐溃散。这场革命被称为“二次革命”，这场革命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发出布告把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革命党人称为‘暴徒’，并加以通缉，后又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钱一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陈英士》）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遂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名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是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讨袁。
应该说，宋教仁早亡，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原来同盟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只剩下汪精卫和陈其美两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了他的中华革命党，而汪精卫因为刺杀摄政王而被关了一年，出狱后反倒没有了位置，以至于这些年都没什么作为，这样只剩下陈英士对孙中山忠心耿耿，还一直活跃在革命的一线，而且是革命党高层中除黄兴外唯一带过兵打过仗的，因此，孙中山对陈英士更加倚重。
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建，孙中山为总理，陈英士为总务部长。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并指定陈英士和居正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仅此一点，也足见孙中山对陈英士的倚重和信任。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英士，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党内的第一副手。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这种权限，在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可说是“一人之下，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年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亲临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而进行反袁斗争，同时指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应永远铲除帝制。陈英士在孙中山抵沪后，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以配合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全国讨袁呼声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然而，举事讨袁需要大量的款项，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陈英士数度制订起义计划，均因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急于筹措革命经费的欲望导致陈英士陷入了一个危险圈套。当时袁世凯一直未放弃用金钱收买陈英士或至少使其脱离革命的企图，曾以70万大洋（一说50万美金）的巨资诱使陈英士出洋游历，遭陈英士严辞拒绝。
袁党分子视陈英士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设计了一个杀掉陈英士的巧计：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开设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鸿丰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英士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如果陈英士能居中介绍签约，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80万大洋）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
由于好事来得蹊跷，当时在陈英士身边的黄郛劝他多个心眼，调查清楚了再定夺。陈英士筹钱心切，头脑冷静不下来，他对黄郛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叫：‘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钱，这点险该冒。”
年5月18日，双方约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中见面。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如约而至，陈英士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刚刚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却借口说合同底稿忘记带来，匆匆返回去取。李海秋刚一出山田家大门，立即从外面冲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就向陈英士射击。陈英士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头部连中数弹，当即身亡，血洒上海滩。
陈英士的突然离去对孙中山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他遇刺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就宣布停止一切党务活动，其实和解散没什么区别。不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注意到了一个人，陈英士遇刺后，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大总统袁世凯授意的，都怕被栽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惟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此人就是陈英士的结义兄弟蒋介石。以前，陈英士跟孙中山推荐过这个兄弟，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英士多年，有胆有识，此次陈英士遇刺显示此人还有情有义，也就是从这时期，孙中山还是注意并逐渐重用蒋介石。这开启了国民党另一番新的天地，这里不叙。
年5月18日，对于陈英士的心跳，永远停止在了那一天，然而对于陈英士的身后事及影响却不断绵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孙中山刚由日本回国，听闻陈英士遇刺被杀也立即赶来，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陈英士死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
在年5月18日，陈英士遗骸归葬于湖州南郊碧浪湖畔之岘山南麓。据当时沪上报纸云：“前往灵堂视殓吊唁，投赠挽联花圈者亦多。素车白马，颇极一时之盛。法捕房仍派探捕多人，照料保护。”其后，许多“文人”楹联于墓区上方的六角亭（雄跨亭）。据已故湖州籍老人、省文史研究专员凌以安回忆，其中一联为：“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当春秋佳日，歌笑于斯。”另联为：“天外落英多，岁岁年年，黄花岗畔；眼前秋士感，风风雨雨，碧浪湖边。”这两副签名对联都是来纪念陈英士的，但历经文化大革命时英士墓被毀，年重新修复时这只留下一副对联。原墓前还有陈英士自撰对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现在墓道前的牌坊上正中是孙中山手写“成仁取义”，左边横额为林森题的“浩气长存”，右边横额为蒋中正题的“精神不死”。中门对联由蔡元培题的：“轶事足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洵是鲁连子房一流。”两旁由于右任其是对联题写的对联：“春尝秋禘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
此外，章太炎发起多次追悼会，并挽联“愿君化彗尾，为我扫幽燕。”（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陈英士》）于右任在《民立七哀诗》中评价陈英士：“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山河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谭人凤挽陈英士联：“二三子主持中部同盟，忍教次第摧残，偏我先生留后死；六十翁不顾前途险象，但视英灵呵护，斩他逆首快民心。”（《先父谭人凤的一生》）
一个任职不到一年的前都督死后会有如此多社会团体、文化名流、民众自发悼念他，可见陈英士先生光复上海、缔造共和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年，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18日，举行了陈英士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来发表演说：“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
综观陈英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为，就主要方面来看，不失为是一位服应孙中山，听命同盟会，有所建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愧为一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诚如孙中山所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孙中山全集》)。陈英士烈士是湖州人民的骄傲，他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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