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皇家空军他是一个飞行员

今天是儿童节。与其为成年人瞎写几句节日贺词，不如来推荐一个给孩子讲故事的能手吧。

这几年因为《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和《TheBFG》被拍成电影的关系，这个讲故事能手在国内也相当走红了。他就是罗尔德·达尔。我是达尔的书迷，读过他好多童话作品。其中我最喜欢《TheBFG》和《玛蒂尔达》。达尔写了好些孓然一身地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他们不怕孤独，而且主动选择孤独。面对无知、残暴和狭隘的人，即便这些人是家人、是同类，他们也情愿与之斩断联系。

如果你问我达尔作品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我要说他教孩子认识世界的残酷，教他们在这残酷世界里做一个独立的人，保留自己的真和纯，不被恶和蠢同化。

除了童话，我还有更珍爱的达尔作品，就是他的两本自传，尤其是第二本，《独闯天下（GoingSolo）》。它讲述他成年之后去非洲工作，后来在二战中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经历。在这本书当中，除了照例的干净利落的描写、冷静明快的叙事之外，达尔还展现出他性格里的热忱、潇洒和勇敢，和他塑造的那些个主人公有好些共通之处。你还能从他的自传里发现许多他创造的引人发笑的人物的影子。他写了大轮船上属于旧时代的白种欧洲人，写了东非沙漠里恐怖的毒蛇，写了他的非洲仆人，还写了二战期间首批尝试建国的犹太难民。他写得简简单单，却让读的人身临其境，直起鸡皮疙瘩。喜欢达尔的人，一定要去读一读这两本书。像他所有的书一样，一口气就能读完，而且立刻就想从头再读一遍。

今天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又拿起这本《独闯天下》翻了翻。结尾部分，退伍的达尔带着一大包战时供应紧张的酸橙和果酱，从巴勒斯坦回到英国，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炸成废墟，妈妈和姐妹们不知所踪。几经周折，他在伦敦以北伯明翰的一个小乡村里找到了她们。

“公共汽车还在一百码以外，我就看到了我的母亲。”这是这本自传最后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每次读到这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景况，现实生活都会退得远远的，泪水立刻涌上我的眼眶。今天也是一样。

太喜欢了，我抄下来，请大家也读读。

回家

摘自《独闯天下》

罗尔德·达尔著任溶溶译

我在海法整整待了四个星期，每天飞行都十分紧张（我的记事本上记载着6月15日我一共飞了五次，在空中待了足足八小时十分钟），那时，我开始最昏天黑地的头痛。我只有在飞行中，而且是在跟敌人混战时这种头痛才发作。当我做非常陡直的转弯，或突然改变方向，身体承受最大的地心引力时，这种头痛就向我袭来，那种疼痛就像是一把刀插入了我的前额。有几次，它使我有几秒钟时间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目标。我把这种情况报告了中队的医生，他仔细看了我的病例，严肃地摇了摇头，他说我的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那次“格斗士”在西沙漠坠机时头部受了重伤引起的，我决不能再做战斗机飞行员了。如果我继续做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在空中完全失去知觉，这就难免会机毁人亡。

“那怎么办？”我问医生。

“你可以作为伤员回到英国去，”他说，“你在这儿对我们没有用处了。”

我收拾起我的旅行袋，跟我那位勇敢的朋友大卫·科克告别。叙利亚战役以后，他还留在第八十中队。他还会在西沙漠飞上好几个月“飓风”，跟德国法西斯打仗。他会因为英勇作战而授勋，最后过了很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个悲剧的结果，他会被打下来，被打死。

巴勒斯坦，海法

年6月28日

亲爱的妈妈：

最近我们一直在做一些漂亮的紧张飞行，你可能在无线电里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有时候，我甚至一天要练习七个小时，这对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实在太多了。不管怎么说，我的头有点受不了了。最近三天我没有起飞，我可能要再进行一次体格检查，看看我是否真的适合在这里飞行。他们甚至可能会送我回英国。要真是那样，倒也不是一件坏事，是不是？尽管有些可惜，因为我在作战方面刚刚能行。能够证实的我打下过五架飞机，四架德国飞机，一架法国维希军的飞机。不能证实的还有一些，至于俯冲击毁地面的飞机就更多了。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牺牲了四个飞行员，都是被法国维希军打死的。要没有这些，这个国家倒是非常有趣的，到处都流着牛奶和蜂蜜……

我驾驶着我的旧莫里斯-牛津到埃及去，这回到西奈沙漠天气很凉快。我穿过沙漠用了不到七个小时，中途只停过一次，那是为了往油箱里倒更多的汽油。不久以后，我在苏伊士登上了一艘法国横渡大西洋的豪华大客轮“法国之岛”号，当时它已经改装成一艘运兵船。我们往南开到了德班，我在那儿转乘另一艘运兵船，它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坐着那艘船我们访问了开普敦，然后，我们又往北开到了塞拉里昂的自由港。我在自由港登岸，买了一口袋柠檬和酸橙，带回家去，那时英国正在实行战时配给。我在另外一个麻袋里装满了罐头果酱、糖和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我知道，所有这些东西在家乡是绝对弄不到的。在自由港的一家小店里，我还发现了一匹战前的优质法国丝绸，我买了下来，够我几个姐妹一人做一件衣服的。

从自由港到利物浦的旅行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我们的船只经常受到一群潜水艇的攻击，德国远程福克-沃尔夫轰炸机也经常从法国西部飞来轰炸，所有船上能派上用场的人都一个不漏地被配备了机关枪和高射炮。甲板上布满了大量高射炮。当强大的福克-沃尔夫在我们头上低低掠过时，我们总是不断地砰砰射击。每隔一段时间，当我们在波浪中看到了潜望镜，我们也不断地对它砰砰射击。两个星期里，我天天以为我们的船要完蛋，不是被炸弹炸沉，就是被鱼雷击沉。我们亲眼看见三条船被击沉，有一次，我们还停下来救了许多逃生的人。还有一次，一枚炸弹差点击中我们，激起的水花溅了我们一船，我们全都湿透了。

但是，我们的运气一直不错，在海上航行了两个多星期以后，初秋的一个潮湿的黑夜，我们的船开进了利物浦码头，系好了缆绳。我马上奔下舷梯，跑出去想找一个还没有在空袭中被炸掉的电话亭。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当时我想到三年以后，又能跟妈妈说话了，简直激动得浑身发抖。她不可能知道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检查员不允许把这种事情写在信上，而我呢，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过家里的信了。没有信从英国寄来再转到海外去的。我接通了长途电话的接线员，要她接通肯特老家的电话号码。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个号码几个月以前已经切断。我请她查一查电话簿，她说，在肯特一栏里，姓达尔的找不到伯克斯雷这一条目和其他条目。

那个接线员听上去是一个可爱的上了年纪的太太。我告诉她三年多我一直在国外，我想找到我的母亲。“她可能搬了家，”那接线员说，“她可能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遭到了轰炸，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她很好心，没有补上一句，说在轰炸中整个家庭都有可能被炸死，不过，我知道她心里正在这么想，她可能也猜到了我正在这么想。

我在利物浦码头漆黑的电话亭里等着，把话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心里正在纳闷，要是运气好，电话能够接通，我跟妈妈说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那接线员回到线上说：“我找到了一个达尔太太，她是S.达尔太太，她在一个名叫格雷敦-安德伍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那个？”

“哦，不，”我说，“我想那不可能是。不过谢谢你查了那么长时间。”其实我应该说：“请你试试看，说不定我的运气好。”因为后来证实，那正是我母亲。轰炸的时候，她和我的两个妹妹跟四条狗都很明智地躲在地下室里，她们第二天早晨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只见房子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她们三个和四条狗开车穿过伦敦往北，到了伯明翰的乡下。她们慢慢地一个个村子巡游过去，寻找前门有招租牌子的房子。她们到了艾雷斯博雷以北十英里的格雷敦-安德伍德小乡村，找到了一幢白色茅草顶的小村舍，前面的篱笆上钉着出售的牌子。我的母亲没有钱把它买下来，好在我的一个妹妹有些积蓄，她当场把它买下来，就这样她们全都搬了进去。在利物浦那个潮湿的黑夜里，我对这些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我回到船上，取了我的旅行袋和两麻袋柠檬、酸橙和果子酱罐头，背在背上，摇摇晃晃地到火车站找了一列开往伦敦的火车。第二天上午，我一直坐在车窗边好奇地打量着英国被雨水淋透了的绿色田野，我已经忘记了它们的样子。经过东非尘土飞扬的平原和埃及浩瀚无垠的沙漠，它们看上去有点滑稽，绿得很不自然。

我的火车一直到夜色降临才到伦敦。我在尤斯敦车站下车，扛上我的物品，艰难地走过被炸弹炸黑炸烂的街道，一直走到伦敦西区。当我到了累斯特广场，我在黑暗中好歹找到了一家下等的小旅馆。我走进去问那个女经理是不是能用一用电话。一套皇家空军的制服和夹克衫上的空军徽章，是年英国最最了不起的护照。不列颠战役是战斗机飞行员赢得的，现在轰炸机飞行员又开始在认真轰炸德国。那个女经理看了看我的徽章，说我当然能用她的电话。

有一本伦敦的电话簿在手，我忽然灵机一动，寻找起我的一个异母的老姐来，我知道她嫁给一个生化学家，名叫A.A.迈尔斯教授，他们住在伦敦。我找到了电话号码，就打了电话。是老姐来接的电话，我告诉她我是谁。当一阵惊讶的尖叫声过去以后，我问她我的妈妈跟两个姐妹在哪里。她告诉我，她们在伯明翰。她愿意马上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她。

“请不要打，”我说，“你只要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自己会打的。”

那位老姐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记了下来。她还告诉我，她可以铺张床让我过夜，我记下了她在汉普斯坦特的地址。“你想办法找一辆出租车，”她说，“要是你没有钱的话，你到了我们来付。”我说我会这样做的。

接着我打电话给我母亲。

“哈啰，”我说，“是你吗，妈妈？”

她马上听出了我的声音。电话里有一阵短暂的沉寂，她在努力控制她的情绪。我出门三年了，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通过话。在过去，我们不从遥远的国外往国内打电话，跟今天的你们不一样。等候一个独生子归来，特别是那儿子在西沙漠和希腊这样的地方开战斗机打仗，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八个月以前，她看见一个乡村邮递员手握一个淡黄色电报信封站在村舍门口，那时，每个妻子和母亲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怕打开前门看到一个送电报的邮递员。有的人甚至拒绝撕开信封，他们受不了军事当局简短的通知：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或儿子）在作战中牺牲等等等等。她们会把电报留在梳妆台上，等别的人来替她们打开。我的母亲也把电报放在一边，等我的一个妹妹干完开卡车的工作回来后，她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妹妹打开信封，取出里边那张折起来的纸片，上面写道：“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儿子受了伤，医院里。”当时，就是大大松了口气也有点叫人受不了。

“我想喝一口酒。”我母亲那时说。

我妹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宝贵的、有钱也买不到的好酒来，当时，两个人就一人喝了满满一口没有掺过水的纯杜松子酒。

“真的是你吗，罗尔德？”我母亲的声音这时在电话里听上去非常轻。

“我回来啦。”我说。

“你没事吧？”

“我很好。”我说。

又是一阵沉寂，我听得她很急切地跟我的一个妹妹在小声说话，妹妹一定就站在她的身边。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她问。

“明天，”我说，“搭上一列火车我就回去。我给你弄到了一些柠檬、酸橙和大听的果子酱。”我不知道别的还能说些什么。

“你要想办法赶早班的火车。”

“好的，”我说，“我尽量赶早车，越早越好。”

我谢了谢那个女经理，她一直在旅馆休息厅里那张小桌子后面听着。我走了出去，想找辆出租车。我刚站到累斯特广场那家旅馆的前廊上，就有四五个士兵在朝里边张望。“那里有个该死的军官！”他们大声叫喊道，“让我去揍他！”

那个有点斜眼的醉脸朝我凑了上来，他的拳头也跟着过来了，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叫起来：“嗨，停下！他是一个皇家空军！他是一个飞行员！他身上有红徽章！”说完，他们后退了，消失在黑暗中。

我了解到，这伙喝醉了的士兵在伦敦黑黑的大街上到处游荡，寻找军官殴打，真有点让人吃惊。

没有出租车过来，我把那几个沉重的大包朝肩上一甩，就动身步行到汉普斯坦特去了。从累斯德广场步行到那里，即使不带那三件行李，也是一段很长的路。但是，我那时年轻，身强力壮，又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走一百英里也不在话下。

走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我来到了那位老姐的家，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我送给他们柠檬、酸橙和果子酱作为礼物，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搭车到马里尔邦火车站，找到一列去艾雷斯伯雷的火车。这段路程要走一小时十五分钟。在艾雷斯伯雷我找到一辆公共汽车，那司机向我保证车子会直接穿过格雷敦-安德伍德村子。那公共汽车开的时间比火车还长，一路上，我一直在问我身边的一个老人，要他快到格雷敦-安德伍德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们现在就开进了那个村子，”司机终于说道，“那算不上是什么村子，只是有几家房舍和一家酒店。”

公共汽车还在一百码以外，我就看到了我的母亲。她耐心地在房舍的大门外等公共汽车开过去，我知道她一直站在那儿等，最早的一班车早在一两个小时以前就开了过去。但是，当一个人已经等待了三年，再等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公共汽车的司机做了一个手势，他把车子刚好停在房舍的外面。我飞快地下了公共汽车，直接扑进了母亲等待已久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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